献身祖国边疆的锡伯人
——纪念锡伯族西迁伊犁240周年(那启明)
1699--1702年（康熙三十八—四十一年），锡伯族人自伯都讷（今松原市）南迁至盛京（今沈阳市）驻防。60年后，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锡伯族官兵一部分又从盛京西迁到新疆伊犁屯垦戍边。锡伯族西迁的伟大壮举及200余年屯垦戍边的辉煌业绩，为保卫祖国西部疆土的完整，维护祖国的统一，开发建设大西北以及保存和发展民族文化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祖国近现代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一、 悲壮的西迁
新疆西部地区地处祖国边陲，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乾隆年间，清政府在先后平定阿睦尔撒纳和大小和卓叛乱后，针对伊犁地区人烟稀少、防务空虚、外国侵略势力不断向东扩张的情况，为加强西北边防，于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十月设置伊犁将军“统理诸务”，开始移民戍边，垦荒造田。
自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至1766年（三十一年），清政府先后从热河、凉州、庄浪等处，陆续调满族官兵驻防惠远；从黑龙江调遣携眷索伦官兵驻防伊犁；从张家口、热河等处调遣厄鲁特官兵驻防伊犁；又从张家口外调遣察哈尔蒙古官兵驻防伊犁。此外，又调遣绿营兵（由汉人编成的分驻在地方的武装力量）进驻伊犁。嗣后，清政府又决定在塔尔巴哈台筑城，由伊犁派兵驻防，交伊犁将军明瑞承办。但明瑞将军深感伊犁现有驻防官兵不敷调用，乃后清廷请求增派官兵，奏称：“闻得盛京驻兵共有一万六、七千名，其中锡伯兵四、五千名，伊等未放弃旧习，仍以狩猎为生，技艺尚可。”于是，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清政府应其所请，决定“从盛京所属各城，调遣携眷驻防塔尔巴哈台之锡伯官兵一千零二十名，眷属共计三千二百七十五人。”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清政府又从盛京、辽阳、凤城、岫岩、金州、复州等共15个城镇抽调锡伯官二十名、兵一千名，分两批出发。据盛京将军舍吐肯等奏称：“第一批内安排防御五名、骁骑校五名、兵丁四百九十九名，连同眷属共计一千六百七十五名，交由协领阿木胡郎管带，于四月十日起程前往；第二批内指派防御五名、骁骑校五名、兵丁五百零一名，连同眷属共计一千六百名，交由噶尔赛?BR
/> 艽谒脑率湃掌鸪獭！?BR /> 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旧历四月十八日这天，欢送亲人的父老、兄弟姐妹及亲友们，从各城汇集到盛京锡伯家庙——太平寺，为西迁的亲人饯行。他们杀牲祭祀祖先，焚香祈祷一路平安,共食离别饭,共饮送别酒,洒泪话别。四月十九日西迁队伍离开盛京，离开生活半个多世纪的家乡，
走蒙古路，开始了伟大的西迁征程。锡伯官兵扶老携幼，赶着牛车，拉着行装，在清兵护送下走出彰武台边门，经蒙古草原，艰难西行。
在举世罕见的男女老幼几千人的长征队伍中，还有一大批不愿与骨肉分离而随队前往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并其他亲属。据记载，管带人员查明未注册跟随而来的闲散亲属共有405名，其中男247名，妇女158名，跟随亲人而去的这部分人占西迁官兵及眷属的9.4%，近十分之一。
据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石佳氏家谱中对西迁家族成员记载 ：
盛京兴京正红旗明太牛录：
吴达阿骁骑校40多岁、妻43岁，长子昌德、披甲，25岁，妻20岁，子尚安7岁。次子庆德披甲、24岁，妻20岁，女儿5岁。三子凤城厄10岁。吴达阿之侄爱巴德、披甲，26岁，妻22岁，爱巴德之母，45岁。之侄花尚，披甲30岁、妻25岁。侄金保，披甲29岁、妻23岁。父巴尔大拿，56岁，母51岁。
兴京镶蓝旗、雅尔秋牛录：
阿木嘎保，披甲，22岁。都尔伯、披甲，39岁、妻38岁。女儿13岁、子所住6岁。
父哈哈最，70岁。石佳氏西迁系三代人组成，最高年龄70岁，最小年龄5岁。
西迁队伍横穿北国西行，经克鲁伦和蒙古路，于当年八月二十四、二十五日两批人马抵达乌里雅苏台（原蒙古人民共和国扎布哈郎特）。旧历八月末的蒙古草原，已是青草无存、寒气凌人的季节，官兵难以继续前进，于是，在乌里雅苏台扎营休整，等来年春季草木返青后再赶往伊犁。在乌里雅苏台休整期间，牲畜因长途乘骑驾驭疲惫瘦弱，开春之时又有瘟疫流行，由盛京起程时所带的牛3
036头，先后倒毙2 296头，仅剩404头。所带马2 020匹，虽死亡不多，但“大多疲瘦，生癞者众”，因此，经管带协领阿木胡郎等呈报交涉，由乌里雅苏台将军成衮扎布奏准，每两户借给马一匹计500匹，驼一峰计500峰，每人带足4个月口粮和1个月茶叶，仍分两队，于1765年（乾隆三十年）三月初十起程，继续向伊犁进发。
队伍走到科布多一带，正值阿尔泰山积雪融化，数河俱溢，水深流急，不能行进，连日等待，水退无期，只好取道绕科齐斯山而行，这时口粮已所剩无几。由乌里雅苏台所借之马、驼倒毙甚多。在粮食缺少、畜力不足、道路险阻、行军极度困难的情况下，阿木胡郎等一面咨文伊犁将军请求派人前来接济，一面带领官兵及眷属采集野菜充饥，继续前进，六月十二日、十五日，二十四日、二十六日，两队与前来接济的相遇，领取到接济物资后继续赶程。经过额米勒、巴尔鲁克、博尔塔拉等地，终于于1765年（乾隆三十年）七月二十、二十二日，先后抵达伊犁，胜利地完成了西迁的伟大历程。
锡伯族的西迁，是在交通工具非常落后，而且道路险阻，气候多变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心效命国家的锡伯族军民冒酷暑、顶严寒、风餐露宿，以顽强的毅力，忍受着长途跋涉中艰难困苦，日夜兼程，终于到达目的地。长途的艰难跋涉，使这支庞大的队伍减员不少，但在途中还出生了婴儿350余名。清政府原规定西迁三年到达，由于锡伯族军民发扬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精神，仅用了一年零三个月（其中包括在乌里雅苏台休整七个月），行程万余里，提前到达了伊犁，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史上的一大壮举。
锡伯族军民到达伊犁后，曾发生过这样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据新民县大喇嘛庙乡西营子村康惠安老人讲，乾隆皇帝抽调锡伯兵驻防伊犁时，康家也去了一户，家狗亦跟随而去，三年后的一天，那条狗带着家书回来了。万里之遥，这条狗竟能寻路回归东北故土，实属罕见。狗死后，康家人埋一狗坟，特别高大，用埋狗冢以怀念远方亲人。家乡人民长年传颂这件事，充分反映了对远涉边疆亲人们的眷念。
二、 辉煌的业绩
锡伯族军民抵达伊犁后，于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春南渡伊犁河编为锡伯营，下设六个牛录。1767年又增编两个牛录，共八个牛录，亦称八旗，沿绰合尔河和阔吉洋地方筑城驻防。主要任务是防守卡伦（边防哨所）和戍守台站。在伊犁的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四营，按规定应驻守卡伦台站。锡伯营领队大臣所管辖之卡伦共有18处，最远的大桥卡伦，在惠远城东南110里。同时，还要协助索伦营驻守辉番卡伦、空乌塔卡伦。锡伯营除驻守18处卡伦和远戍喀什嘎尔、塔尔巴哈台之外，还有派官兵随大员巡边和巡狩之任务。清廷一年一度的巡边、巡狩，一方面是为了巡视边境的安全，另一方面则是训练官兵的骑射和行军技艺。
（一）充实驻防各营
据《新疆识略》、《伊犁办事事宜》等书记载，1796年（嘉庆元年），驻屯伊犁河北的索伦营流行天花病，使策集、齐各罕、萨玛尔、图尔根（原在苏联境内）等地的索伦营鄂温克族兵民死亡甚众，达斡尔族军民死亡也不少。清政府为了补充这一地区索伦营丁的缺额，从1798——1834年（嘉庆三年到道光十四年），先后两次从锡伯营中抽调260户，共1
279人，编入索伦营左翼四旗。从此，在索伦营出现了“锡伯索伦”之称。
1884年（光绪十年），新疆建省后，清政府恢复了八旗驻防制度，但这时惠远城的满营已经名存实亡，其编制已不足三分之一。因此，伊犁将军决定从锡伯营抽调3 300名闲散壮丁补充到惠远城满营，组成伊犁新满营。他们的任务是保卫清政府在伊犁的统治机构，维护惠远等城的社会治安。到光绪末年，由于清政府财政日益拮据，屯垦收益很小，八旗军民的口粮供应不上，军费无望，因此，纷纷派出官兵到巩留等地屯田，以解决八旗官兵供需。辛亥革命后，这些官兵弃甲归田。
（二）抗击侵略者，活捉张格尔
19世纪20年代，英国殖民主义者支持流亡在浩罕的小和卓木霍吉占之堂孙张格尔进犯新疆南部。张格尔屡纠布鲁特劫掠，而喀什官兵几次出击皆失利。于是，1824年（道光四年）十月，道光皇帝诏以伊犁将军庆祥调任喀什任参赞大臣，并指派锡伯营总管额尔固伦带锡伯官兵500人越冰岭驰赴喀什，参赞大臣将原喀什之锡伯营驻防兵300人亦归总管额尔固伦带领，锡伯官兵配合各路官兵与敌血战。1826年，在喀什浑巴什河的决定性战役中，八百锡伯官兵背水一战，打败了敌兵，并于1828年（道光八年）一月，在喀尔铁盖山，锡伯马甲纳松阿、舒庆阿和绿营兵胡超、段永福等活捉了张格尔。
伯官兵平定了张格尔叛乱，给英国殖民侵略者一次迎头痛击，挫败了帝国主义的阴谋。嗣后，道光皇帝诏见了此次战役有功的锡伯营总管额尔固伦、讷松阿、舒兴阿和德克精阿等4人，授予额尔固伦头品顶戴，赐“国尔明阿（垣勇）巴图鲁”爵号，讷松阿、舒兴阿、德克精阿亦蒙赏戴三品花翎。讷松阿赐号“法福里（侃勇）巴图鲁”、舒兴阿赐号“西拉布阿（绍勇）巴图鲁”、德克精阿赐号“其拉阿（肃勇）巴图鲁”，与额尔固伦同绘像列入紫光阁，以表忠勇。参加这次战斗有功的人员还有：色明阿、色布星额、沙多阿、布扬阿、博勒果苏、额尔固伦之子萨凌阿和玛克塔春等。
锡1830年（道光十年），张格尔之兄玉素甫和卓率浩罕军再度作乱，玛克塔春又奉命出征喀什噶尔。在数次战斗中，因立功而赏戴军功蓝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七月，以卡塔条勒和倭星汗和卓为首的七和卓在浩汗的支持下，发动了分裂祖国的武装叛乱，史称“七和卓之乱”。在这次战斗中，玛克塔春因“与敌打仗毫不畏惧”，经军务参赞大臣奕山保奏，赏赐库楚特伦（蒙古语，意为有功的、强壮的）“巴图鲁”名号。咸丰五年（1885年），玛克塔春又一次换防喀什嘎尔。因当地布鲁特策划叛乱，他又在平叛中冲锋在前，奋勇出力。经保奏，命于应升之缺先行晋用，即换顶戴。
德格图于1847年参加过讨平“七和卓之乱”的战斗。1857年，在卡外入侵分子倭里汗和卓受浩罕的操纵，又发动了一场继张格尔叛乱后最大的一次和卓叛乱，在讨平这次叛乱的数次战斗中，德格图始终奋勇当先，“与贼打仗毫不畏惧”。德格图授赐“绩勇巴图鲁”名号。
萨凌阿于道光六年（1826年），奉命跟随其父额尔古伦率领官兵出征喀什嘎尔，参加了平定张格尔叛乱的数次战斗。在战斗中，他全力以赴，发挥了百发百中的骑射技艺，射倒叛军头目多人。道光八年张格尔叛乱被平定，萨凌阿奉旨赏戴军功花翎。道光十年，张格尔之兄玉素甫率浩罕军再度作乱南疆时，萨凌阿又奉命出征喀什嘎尔，在数次战斗中，仍以高超的骑射本领被官兵们称之为英勇无敌的“神箭手”。道光十四年，萨凌阿奉皇帝之命，送部引见，并在天安门前进行了骑射表演，受到了道光皇帝和文武官员们的赞赏，恩赏大缎两匹。
（三）反抗“苏旦汗国”的分裂阴谋和沙俄入侵
1864年（同治三年），伊犁地区的维吾尔、回族人民因反抗附加税而起义，攻占伊犁。农民起义军推翻清政府在伊犁的统治不久，胜利果实被封建地主和宗教上层篡夺，出现了“苏旦汗国”的封建割据局面，而劳动人民又进一步受到压迫和剥削。在英国殖民主义者支持下，“苏旦汗国”极端专横残暴，引起各民族人民的反抗。锡伯族人民为保卫祖国的统一和本民族的生存，动员了全部人力和物力来反抗“苏旦汗国”的分裂阴谋，反对阿古柏的侵略。由于战争中的伤亡和“苏旦汗国”的血腥统治，到战争结束时，锡伯族人口从同治初年的两万余人减少到13
000余人，约有7 000余人死于兵燹饥饿之中。
1867年沙俄结束对中亚三个汗国的武力征服，在原浩罕国北方重镇塔什干建立了土尔其斯坦总督府。之后，把侵略新疆作为其下一步行动目标。1871年（同治十年）六月，与英国殖民主义者争夺新疆的沙俄殖民主义者乘机出兵，大举进犯驻防阿克肯特前哨的伊犁抗俄军民。当时抗俄军民防守在阿拉木图至阿克肯特一线，包括维吾尔、哈萨克、回、蒙古、锡伯（锡伯营派出500名官兵）等族军民4000余名。但终因敌不过拥有火枪大炮的沙俄侵略军，节节败退。7月1日，沙俄军队抵绥定以西，并用大炮轰城。不久，伊犁苏丹艾拉汗被迫向沙俄投降，沙俄侵占伊犁。锡伯族人民又陷于沙俄殖民主义者的奴役之下，将沙俄在中亚地区的殖民制度强加在伊犁各族人民的头上。在锡伯营，沙俄当局强行禁止总管及八个牛录佐领的一切公务活动，要求一切活动必须服从海努克沙俄官员的指使，禁止锡伯营军民与外界的任何联系。沙俄当局还强行收走锡伯营军民的武器，进行封存和统一管理，以削弱锡伯营军民的抵抗力量。锡伯族人民对沙俄殖民主义者的统治深恶痛绝，时刻准备起来把他们赶走。当1875年（光绪元年）清政府分兵三路收复新疆时，当时的锡伯营总管喀尔莽阿，不顾身家之安危，不断动员和组织锡伯族青年潜赴塔尔巴哈台，在荣全和金顺军前出力，并动员锡伯族人民，凡“俄国交办之事，均不遵办”。后来，喀尔莽阿正义行为被沙俄当局发现，遭到他们的严厉监管，但他仍不屈服，表示“同心能死，不降外夷”，给侵略者以应有的痛击，并且把伊犁的情形向署理伊犁将军禀报，引起沙俄的憎恨，最终将他连同家眷一起押解出伊犁。喀尔莽阿携百余名锡伯营军民到了塔尔巴哈台，在此受到清政府的委托开荒种粮，为收复伊犁准备军需，多次受到清廷的嘉奖。
喀尔莽阿不畏强暴、不顾身家性命，始终同沙俄侵略者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其事迹被载入史册。同治朝《筹办夷物始末》（93卷17页）记述了有关喀尔莽阿的事迹，“喀尔莽阿是伊犁锡伯营总管，在沙俄殖民统治时期，站在中国人一边，对于侵略军屡次交办之事均不遵办，引起沙俄侵略者的恐惧。喀尔莽阿等坚持抗战立场，鼓舞了伊犁各族人民，使
沙俄殖民当局的反动措施无法顺利推行。沙俄占领军以伊犁各营人存二心为由，对喀尔莽阿始则看押凌逼、百般侮辱，继则以流放俄国西伯利亚相威胁，限期离开伊犁，最后终于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1873年1月26日），派兵将其家逐出伊犁。喀尔莽阿只得带着家眷，暂时离别自己的故乡，投奔荣全在塔城建立的行营。”（引自《新疆简史》二册163页。
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清军很快就消灭了英国殖民主义扶植下的阿古柏反动势力，创造了收复伊犁的有利形势。1881年（光绪七年），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中俄伊犁条约》，被沙俄占领10之久的伊犁从此回到祖国的怀抱。锡伯族人民为反抗封建割据及外来侵略者，保卫祖国边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投身辛亥革命
1912年（民国元年），伊犁统领杨缵绪响应辛亥革命的召唤，领导伊犁军民起义，推翻了伊犁地区清朝的封建政权，将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四营官兵联合组成国民革命军。这时，新疆巡抚袁大化坚持反动立场，敌视辛亥革命，为了恢复清朝在伊犁的统治，亲自带兵进攻起义的伊犁革命军，妄想扼杀革命力量。锡伯营军民坚决拥护起义，伊犁革命军在杨缵绪的指挥下，锡伯营有400人与保皇派袁大化转战在精河、托托、沙泉等地。在这次起义中，共两千名锡伯官兵参加战斗。在战斗中，有200余名锡伯族官兵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锡伯族群众在物质上也对革命军给予了大力支持。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与妥协，整个中国又出现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伊犁起义的成果被军阀杨增新篡夺了。
杨增新上台以后，在清除革命势力同时，又部分地恢复了清朝在伊犁的封建统治秩序，锡伯营旧制仍被保存。1914年2月，杨增新将伊犁革命后成立的镇边使改成镇守使，将原来的伊犁四个营领队大臣改为四营领队官。在锡伯营，杨增新除停发官员薪饷外，以免交一切税赋为条件，将沉重的兵役负担压在了锡伯族农民头上，在杨增新统治的十几年间，无休止的“挑兵”成为锡伯族人民谈虎色变的大灾难。在20多年中，共征调锡伯官兵2
720多人。中华民国成立时，锡伯族人口不过8 000余人，征调官兵人数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样的数字，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直接造成了锡伯人居住地，耕地无人种植，一片荒芜，生活极端困难。
1937年8月，掌握了军政大权的盛世才开始炮制所谓“阴谋暴动案”，公然抛弃他所制订的“反帝、亲苏、民主、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肆无忌惮地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和杜重远等人。从1937年底至1942年间，锡伯族人士萨拉春、葛慕春、广禄、柯惠庆、伊敏政、富喜春、安子瑛等几十人先后被捕入狱，其中安子瑛、柯惠庆等十余人被杀害，葛慕春死在狱中。察布查尔地区和全疆一样处在白色恐怖之中。
（五）参加三区民族革命
1944年，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各族人民爆发了“三区革命”，坚决反对国民党和反动统治。三区革命临时政府于 1 944年11月12日成立。为了巩固革命政权，三区革命临时政府组织了武装力量，成立了民族军一个团，锡伯族因人口少成立了一个独立骑兵连，为了革命约150余名锡伯族青年自愿应征入伍。内有受过军事训练的老兵，也有在过去当过军官的，还有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在锡伯族人民对革命军大力支持下，他们将自己最好的马和鞍具献给骑兵连骑用。经过三个月的训练，骑兵连经伊宁、潘吉木、玛扎尔到前线阵地驻防。在永集湖、八家户和精河战斗中，出色完成了任务。战斗中有34名锡伯族好男儿为祖国献出了生命，称为34位英雄。民族军司令部与政治部表彰了锡伯骑兵连，授予“英雄骑兵连”称号，连长那拉·巴彦图获一级“裴达依”英雄勋章和一级“独立自由”、“勇敢骑士”等勋章。与此同时，霍城、塔城县的锡伯族、达斡尔族人民也积极响应革命的号召，出人捐马，组成两个骑兵排，补充到骑兵连和列斯肯骑兵旅，充实了因战斗伤亡的缺额。
“三区革命”的迅猛发展，迫使国民党政府于1945年10月17日开始与三区革命临时政府进行和平谈判，赛福鼎同志是谈判代表成员。1946年6月4日《和平条款》签订后，成立了新疆省民主联合政府。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人民革命党决定三区革命军队撤回伊犁，锡伯骑兵连同时全部复员，胜利凯旋回乡生产。
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三区革命”是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在新疆牵制了近十万国民党军队，对于全新疆的解放和全中国的解放，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六）捍卫祖国领土完整。
锡伯人在边境斗争中，为维护国土完整，针锋相对，寸土不让，与沙俄谈判取得胜利。
光绪七年（1881年），喀尔莽阿在察哈尔营任职期间，曾率领部分官兵视察边界、恢复卡伦，在有关边界地段埋下了不少锡伯车“毂钏”，以防止沙俄以安设界碑为名多占中国领土。勘界工作在博尔塔拉边界展开后，俄方代表拿出一份把察哈尔营大片地区划入俄境的边界地图，要求中方照此图安设界碑。喀尔莽阿针锋相对地拿出早已备好的原勘定的地图和双方签订过的界约，并在有关边界地段一一取出所埋之锡伯车“毂钏”，作为真赁实据，据理相争。俄方代表在万般无奈情况下，只得按喀尔莽阿的意见安设界碑，从而保住了博尔塔拉的大片国土。
光绪九年（1883年），扎拉丰阿在塔尔巴哈台当参赞大臣时，也曾处理与沙俄之间的涉外事务，挫败了沙俄蚕食我巴尔鲁克山的企图。当年在签订《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时，按《伊犁条约》规定，凡“从前未立界碑之交界各界之处，应由两国特派大员安设界牌”。但是沙俄代表节外生枝，硬要重议边界，目的在于蚕食我巴尔克鲁山。失败后，又称，巴尔克鲁山有哈萨克牧民已经入俄籍，只有将此山借让俄国，才能中俄两益，闭口不提人随地归之事。在俄代表的无理逼迫下，清朝代表同意租借十年。后来，在我国驻巴尔克鲁军营官员扎拉丰阿（于1857年生，1864年农民起义时随父母逃难到俄国，并在俄国学习掌握俄文。回国后，任绕骑校、防御、佐领、署理总管事务，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交涉下，挫败了沙俄租借十年的阴谋，收回该地。
1915年（民国四年），中华民国与俄国谈判，解决霍尔果斯河分配与河道岛屿划分问题。富善（索伦营锡伯人，1864年伊犁的维吾尔、回族人民因反抗附加税而起义时，其随父母避难到俄国，在俄国学习俄语。于1880年前后回国，精通满、汉、俄和维吾尔语，曾在喀什噶尔署理军务的广东陆军提督张尧行营处任翻译委员，又担任过骁骑校、防御、佐领、伊犁将军府任哈萨克处处长，1911年11月的伊犁辛亥革命后，与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的冯特民到伊宁城，以新伊大都督名义接管了道署）作为我国首席谈判代表，力挫俄领事关于霍尔果斯河上游水利中国三分、俄七分之说，经再三据约力争，始允将上游之水仍照1882年（光绪八年）原约作为公水，两国分用，均不分某国各占几分之几。其下流泉与河水改流之淤滩，即依原约两国均分，公立界碑，俾资永远遵守。二道河以下之水，彼此平均分用，双方认可。当时签订之约，为《霍尔果斯河划界文据》，该约中、俄文缮写两份；中、俄两国委员签订于霍尔果斯。索伦营总管富善代表中国政府签约，俄方代表为毕沙诺夫。
富善当年还参加了霍尔果斯河“关于查勘界线订立碑博”的谈判。于1915年（民国四年）六月十五、十六日，在霍尔果斯河水交流之处，从中划定界线，暂定界桩，作为临时碑博，容后更换铁铸碑。索伦营总管富善代表中国政府，毕沙诺夫代表俄方政府签订了《霍尔果斯河临时碑博》。
（七）挖渠垦荒，造福后代
锡伯族进驻伊犁河后，为了生计，他们开始了垦荒造田，为了粮食丰收，他们挖渠灌溉。
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锡伯族军民按伊犁将军的指令，进驻伊犁河南岸，为了发展生产，首先疏通了当地旧有的绰额尔渠，利用这条长达180里的大渠，引水垦种了一万多亩耕地，满足了自身的需要。后来人口日繁，需要更多的土地，因此，必须大兴水利，垦荒造田，积极发展农业生产，以维护全民族的生计，进而巩固国防。
1802年（嘉庆七年），锡伯营总管图伯特采纳兵民的意见，力主在绰额尔渠以南另行开渠。当年十月，即锡伯族从盛京西迁到伊犁以后的第三十七年，正式动工开渠，总管图伯特日夜不离工地，亲自测量地势、划线引导，指挥施工，经过六年多的辛勤劳动，终于在1808年（嘉庆十三年），完成了一条深一丈、底宽一丈二尺、上宽三丈、东西长200里的伊犁地区第一条引伊犁河水灌田的人工开凿的大渠，今称“察布查尔布哈”。察布查尔大渠的建成，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它是锡伯族劳动人民开发我国西北边疆的一大贡献。锡伯营很快扩大了7.87万多亩耕地，沿伊犁河岸居住的几个牛录先后迁到大渠两岸定居。不久，大渠两岸便出现了村落相望、阡陌相连的景象，锡伯族军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同时，对当地维吾尔族农业的发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伊犁将军松筠将图伯特主持修建察布查尔大渠的功劳奏报皇帝，嘉庆帝十分赞赏，于1809年（嘉庆十四年）令其进京朝觐，并绘图紫光阁。
锡伯族人民为了纪念造福于自己后代的总管图伯特，在渠口和七牛录都建起了“图公祠”，永志纪念。今又集资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七乡重新修建图伯特纪念馆。2002年，为纪念图伯特开挖大渠200周年，在渠口为图伯特立碑，刻有“图公精神，代代相传”八个大字。
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伊犁将军松筠在黄草湖一带建筑城堡墙垒，移八旗壮丁屯田，动员伊犁各营军民，开凿一条长达200里的“皇渠”（阿齐乌苏布哈），以北引喀什河水灌溉良田。
1865年（同治四年），索伦营遭到伊犁苏旦汗国势力的攻击，，被迫撤往阿拉木图，后又转移到卡巴尔、达乌加尔、科科塔麻（原苏联境内的巴克台地方）等地。这一批逃难军民，在俄境内历尽千辛万苦，于1867年三、四月才回到塔尔巴哈台。他们自进驻之后，除驻守台站和卡伦之外，又利用当地肥沃而广阔的土地和充沛的水源，努力垦荒耕种。同时，1871年（同治十年）左右，在这里开凿了一条“阿布德拉布哈”，以后这条大渠延伸到60多公里长。“阿布德拉布哈”对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为当地各族人民传播了农业生产和兴修水利的技术。
喀尔莽阿投奔到塔城后，因1874年（同治十三年）和1875年（光绪元年）间屯种军田有功，受到清政府的嘉奖，并赏副都统衔。1876年（光绪二年），他奉命率领锡伯营百余名官兵前往库尔喀喇、乌苏、车排子等地屯垦种粮。1878年（光绪四年）又奉命到博尔塔拉地方，边屯田、边操练官兵。他受命任察哈尔营领队大臣后，又率领锡伯营和察哈尔营军民在博尔塔拉一带开挖了一条50里长的“哈尔博户”大渠，引水垦种，聚集粮草，为左宗堂督军收复新疆及最后赶走沙俄侵略军准备了军粮。在博尔塔拉和塔尔巴哈台屯田的锡伯族军民，一方面支援了清军收复伊犁，另一方面给察哈尔营军民传播了耕种技术，积极推动了这两个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伊犁归还祖国后，锡伯营总管色布西贤一方面动员全营军民，动手疏浚察布查尔大渠，将原垦种的“察水田”全面恢复耕种，另一方面又奏请伊犁将军将察布查尔南山一带原维吾尔族“塔兰奇”废弃田亩分配给锡伯营闲散人员耕种，并收取地租，增加公储，收到显著效益。
伊犁新满营组建后，军民的住宿、吃粮都发生了困难。总管色布西贤召集锡伯营各旗佐领商议，决定从各方面援助新满营。组织军民到乌孜山砍伐木料，送到惠远城，以解急用；又组织人力、车辆等将一万戽粮食捐送新满营。色布西贤向伊犁将军长庚提出了往特古斯塔柳（今巩留县）派兵屯田，以解决新满营口粮问题的建议，当即得到长庚的允准。1895年，色布西贤从锡伯营选派富有屯垦经验的富某，率40多青壮官兵，携带农具、种子、马牛开赴特古斯塔柳筹建营盘、耕种粮食。1896年又挑选官兵250名，作为“练军两旗”派往该地屯田。几年中，他们修挖了一条长达50多公里长的大渠（锡伯渠），开垦了十几万亩良田，极大地支援了新满营。1903年，锡伯军民奉命将已成熟的田亩、农具等移交给新满营耕种，自己撤回原营。至此，色布西贤“以其总理特古斯塔柳屯田事务始终得力”而受到清政府的嘉奖。
西迁伊犁的锡伯族军民，自1766年进驻伊犁河南后，筑城堡、建家园，开荒引水种田以求生计，再图戍边。自西迁到新疆至新疆和平解放的180多年里，经历了清代七位皇帝、民国及国民党的统治，锡伯族军民世世代代始终忠诚地履行屯垦戍边的神圣职责。为了戍边，把自己的根深深地扎在祖国西北边陲这片沃土之中；为了戍边，他们同各族群众和睦相处，同仇敌忾，抗击外来入侵者，反对分裂，保卫祖国的疆土，维护祖国的统一；为了戍边，他们屯垦创业，引水开田，为民族解决了生计。忠于祖国的锡伯人，为祖国领土完整、为西部边疆的繁荣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 走进新的时代
新疆和平解放后，于1949年12月成立省政府，锡伯族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政治上得到翻身，各项事业得到全面发展。
锡伯族人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人口日益昌盛。同治初年人口由两万余人减少到1 .3余人。自1912年至1949年的37年时间里，人口又下降到11 668人，人口下降原因是死于兵燹饥饿之中。解放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繁衍生息，到2002年全疆锡伯族人口为41
020人，比1982年增长13 654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为20 914人，较早移居到伊宁、塔城、巩留和霍城的锡伯人口为9 953人，其它各县市为10
153人，其中乌鲁木齐市为4 083人，占新疆锡伯族总人口约十分之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88个县、市中，有65个县市有锡伯族，这说明了锡伯族在新疆地位的变化，从而看出察布查尔是新疆锡伯族的源，盛京是察布查尔锡伯人的根。
在国家自治法规定下，实现了民族自治。1953年11月15日，成立霍城县伊车嘎善锡伯乡。1954年3月17日成立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至今八任县长均为锡伯族，有沙陀、郭基南、吉庆、关朝进、郭建忠、扎玉升、安文和佟瑞清同志等。
参政议政、管理国家大事。解放以后，察不查尔锡伯族的党员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11-16次全国代表大会；人大代表参加了第4-10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7-10届政协中都有锡伯族人任委员；中国妇女第4-9届代表大会及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都有锡伯族代表光荣出席。
察布查尔锡伯族由于特殊的生活环境，至今保留着锡伯语言文字，经对满语文字改革发展，成为今天的锡伯文，为传承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做出了贡献。现在，自治县小学进行锡伯语文教育。县广播站用锡伯、维吾尔、哈萨克三种语言播放。发行《锡伯文报》。全国唯一的锡伯文《察布查尔报》创刊于1944年，深受海内外广大读者欢迎。
注重教育，文化体育事业繁荣。察布查尔县锡伯族历来注重教育，在清末就有十余人到俄国留学，苏联十月革命后有近60人赴俄留学，接受马列主义、先进文化和科学教育，为察布查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
解放初期，察布查尔县只有一个初中班，8所小学，在校生不足300人。目前，已发展到拥有85所中小学和职业高中，在校学生近3000人。从50年代初就向内地输送大、中专学生在兰州、西安、济南、沈阳、长春和大连等地学习。大连理工大学自1980年以来的20年内，有136名新疆学生先后在此毕业，葛俊凤是锡伯族第一位女博士。新疆锡伯族文化素质较高，在全疆名列前茅，据1998年统计，乌鲁木齐市的锡伯族有大专以上学历者为1153人，占乌市总人口的32.26%，都是大学毕业后留在乌鲁木齐市的党、政、企业和文教单位工作的。
从事翻译工作的较多，素有“翻译民族”之称。由于工作的需要，不少锡伯人会几个民族的语言，很多锡伯族知识分子精通锡伯文和满文，还通维吾尔、哈萨克、蒙古和俄文，有不少锡伯人为自治区各级领导充任翻译。何玉英给毛泽民当过秘书；德林曾于1949年9月为赛福鼎·艾则孜同志出席新政协会议时担任过翻译工作。
射箭是锡伯族传统体育，也是锡伯民族最喜爱的项目，得到各级政府及体委的关注。自治县成立不久，就成立了县业余射箭队，还修建射箭厅，为培训运动员创造了条件。在第四届全运会时，郭梅珍、汝光获得7枚金牌，并多次出席亚运会，在国际、国内比赛中获金牌46枚，为国家培养运动员、运动健将百余名。英晖被评为国家级教练。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被国家体委授予“全国体育先进县”和“全国群众体育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农牧并举，农业蓬勃发展。1996年粮食总产量为8.23万吨,比1954年增长4.9倍，人均占有710.7公斤，被国务院授予“粮食生产先进县”称号。2000年牲畜存栏达到34.7万头，比1978年增长1.53倍。以煤炭开采和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乡镇企业也有较大发展，比1978年增长123倍。天山马鹿养殖成为新疆一大特色名牌。
东北和西北锡伯族亲情往来日益密切，推动了两地民族工作的发展。自1956年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同胞管星才、苏德善等首批来东北寻根访祖、进行调查访问活动后，察县等锡伯族同胞不断组织参观团和参加学术活动，寻找故乡的亲人。吉庆、关朝进、郭建忠、扎玉升、安文等五位县长先后来东北。吉庆曾五次来东北调查、访问及参加学术活动。吉庆与肖夫参与对东北三省、关玉成参与对大连锡伯族等的调查、对东北锡伯族归本还源起到了重要作用。以复县为例，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为1644人，社会调查后，东岗乡关姓一次就恢复400于人，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为1971人。吉林省副省长关俊彦自1956年至1963年中8次接见察县的锡伯族代表，扩大了新疆锡伯族的影响。1981年中央文化部民族文化司司长关鹤童及苏文、韩启昆出席了察布查尔语言学会召开的年会，这是西迁后老家的锡伯族同胞第一次踏上察布查尔的土地。1983年6月25日，沈阳市新城子区兴隆台锡伯乡成立时，察县县长关朝进、县政协副主席涂荫柏率文工团祝贺，赠送了用锡伯、汉两种文字写的“山水相隔二百年，骨肉情深永不忘”的锦旗。1984年6月20日，新城子区黄家锡伯族乡成立。之后，相继成立了义县高台子、东沟县龙王庙、双城县农丰等满族、锡伯族镇，开?BR
/> 匕吮β⑽⒊首逭颍鲁亲忧鹚鲁省⑽逑绲取?986年9月，在伊宁市召开锡伯族历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研讨会并成立研究会，东北三省派代表共20余人出席，促进了东北各地锡伯族社团组织的发展。1987年5月，辽宁省锡伯族史学会成立，以文林为团长的新疆代表团一行11人出席了会议。国家民委主任司马义·艾买提看望了与会代表并合影。1988年后，沈阳、辽阳、锦州、大连、凤城、抚顺、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和鸡西等市，相继成立了锡伯族联谊会、学会和研究会，为锡伯族的社会调查、历史研究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1984年—2002年，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与黑龙江省双城市、辽宁省沈阳市新城子区结成友好市（区），察县的爱新舍里镇与兴隆台锡伯族镇结为友好镇。
近年来，东北锡伯族人在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大连共召开7次民族工作研讨会，每次都有新疆锡伯族代表参加，新疆在伊犁、察布查尔乌和鲁木齐召开的研讨会议，东北三省锡伯族也派代表参加，达到了学术、联谊双丰收。
1983年10月长春市82中学老师胡爱萍，自愿到察县从事教育工作，成为东北锡伯人走先辈的西迁路来到察县的第一人。1986年10月抚顺市二商局食品公司组织部干部那英，也独身一人来到察县，她们和察县同胞融合在一起，标志着东北和西北的锡伯人血脉相通。出席中国妇女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察县妇联主任韩玉珍和大连理工大学副教授关东媛、出席中国妇女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察县代表安孝梅和吉林市锡伯族代表张颖等在人民大会堂的合影，体现了东北与新疆锡伯族姐妹的亲情。2003年出席全国第十届人代会有三位锡伯族女代表，即察县副县长关桂珍、兴隆台锡伯族镇镇长吴丽英和黑龙江省鹤岗矿业集团教委傅明玉。会议期间，应北京市锡伯族同胞的邀请，三位女代表与北京的锡伯族同胞联欢并合影，与首都北京锡伯族人的心凝聚在一起。
2002年8月，沈阳新城子区兴隆台锡伯族镇镇长吴丽英率领由察县派来的肖昌、文兰夫妇为老家培训的“穆克敦少儿艺术团”到察布查尔、伊宁和乌鲁木齐演出，受到了热烈欢迎，这标志着锡伯族的东西交流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003年8月，以察县关桂珍副县长率领的“山银哈达”少儿艺术团做寻根慰问演出，受到新城子区锡伯族同胞及各界的热烈欢迎。
同胞们，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锡伯族人民过上了政治上平等、文化上进步、经济上不断发展的幸福生活。伊犁师范学院教师佘吐肯创作的、在全国广为传唱的《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唱出了锡伯族人民的心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仅有十余万人的小民族，同样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考察，亲切接见锡伯族代表。江泽民同志在伊犁视察时，曾与时任哈萨克自治州人大副主任的吉庆同志亲切握手。胡锦涛同志在乌鲁木齐华凌集团博览中心视察时听取了郭向阳同志的汇报。原全国人大副主任田纪云、原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兆国、原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原国家民委主任司马义·艾买提等同志都曾到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视察过工作。全国妇联主席顾秀莲同志曾与出席中国妇女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长康美同志合影，司马义·艾买提同志还曾与出席全国民族理论研讨会的大连代表关捷教授、王连生教授合影。党和国家对锡伯族的关怀，使同胞们感受到生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温暖。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有今天的锡伯族，才能把东西相隔二百余年的骨肉凝聚在一起。我们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昂首阔步，努
建国后的半个多世纪，党的民族政策得到深入贯彻，锡伯族各项事业不断得到发展。回忆过去，我们为锡伯族的历史而感到骄傲，展望未来，我们将为锡伯族的奋发进取而感到自豪。锡伯人的明天会更加美好，锡伯人的事业将更加辉煌。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著名作曲家赵春生写的《咱们锡伯人》的歌词唱到：
头顶着日月，脚踏着泥土，一个英雄的民族，顶天立地。
古老的民族，鲜卑的后裔，一代又一代，感动了上帝。
嚯依、嚯依、嚯依、嚯依、嚯依、嚯依，
咱们锡伯自古狩猎在东北，
乾隆年间奉命西迁伊犁，
戈壁滩上开挖大渠，
苇湖地上插种粮食，
台站里铭刻着忠诚的信念，
哨卡里传颂着英雄的故事，
活着是为祖国，死了是忠魂，
谁能忘记锡伯民族辉煌的历史，
嚯依、嚯依、嚯依、嚯依、嚯依、嚯依，
我们每个锡伯人就是要将这种民族精神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大连市锡伯族学会副会长那启明撰文)
通讯地址:大连市沈空黑石礁干休所116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