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以上历史和地理环境关系，这部分遗民延续了鲜卑的民族称号，以后称为室韦、席北、锡伯等，不过为不同时期汉语音的音变而已。以汉语拼音来说明，鲜(xian)、室(shi)、锡(xi)前一字母都属于舌音，卑(bei)、韦(wei)、伯(bo)前一字母都属于唇音，鲜卑语音与汉语发音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在不同时代译为汉文时，就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差异。又如现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族口语称自己民族为锡窝(xiwo)，窝与韦的发音很接近。又如现俄属西伯利亚为汉时鲜卑故地，因族名而名其地，英译为Siberia，也可译为鲜卑利亚。
    再从语言学来研究，现在新疆的锡伯语仍保留有鲜卑语词汇。《日本研究》1988年第一期有一篇文章《鲜卑人东渡日本考》，文中谈到日本江户时代的私家史书《东日流外三郡志》上载有：在上古日本北部有渡来民族，号称津保化族，津保化日音Tuboke，显然就是拓跋。由于鲜卑族的影响，在现代日语中保留有鲜卑族词汇，这些词汇与新疆锡伯语发音很近似。如：

    由以上这些词汇，可以说明现在的锡伯语保留有鲜卑语词汇。
    再有从民俗方面，在沈阳市新城子区黄家乡有位农民供奉的“喜利妈妈”上挂有“铜兽”，这与鲜卑族的鲜卑兽是一致的。锡伯族的“喜利”妈妈是保佑子女平安的神，而鲜卑兽是鲜卑族的图腾，是保护人们的神兽。
    综合以上，从地理上的活动区域、语音、语言词汇和民俗四个方面，说明现在的锡伯族确系北鲜卑的直系后裔。

      锡伯族的先民鲜卑，因早期活动区域不同，又分为北部鲜卑和东部鲜卑。北部鲜卑早期游猎于大兴安岭的森林里，后来南迁到呼伦池的草原上，然后继续向西南迁，徙居阴山河套之间，与滞留的匈奴相融合，发展为拓跋鲜卑。东部鲜卑在三国时期活动于西辽河上源的西拉木伦河流域的丘陵地带，西晋时期发展为慕容鲜卑、宇文鲜卑等部。拓跋鲜卑在公元3 86年至534年建立北魏王朝，成为中国北方民族在中原的第一个政权。进而统一了黄河流域，使长城内外连成一片，促进了各民族大融合，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为后来隋唐更大统一奠定了基础，为缔造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锡伯族是没有入主中原的北部鲜卑遗民的直系后裔。他们依然游猎于以“拓跋石室”为中心的大兴安岭北段的森林里。那么，锡伯族的先民是怎样从北鲜卑的故地来到盛京的呢？下面，加以简要叙述。
    这一时期始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九部之战”，到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锡伯族奉命西迁伊犁戌边，历170年。主要是在清代的前期。这一时期是锡伯族在清代的首次大迁徙，形成居住大分散的开始，也是清政府对于锡伯族实行“分而治之”的开端。
    先说明在清开国史上的两件大事。这两件事对于锡伯族的被迫大迁徙有直接的关联。
    一是：“九部之战”。十六世纪末，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之后，开始兼并邻近诸部，为了遏止建州部势力的扩张，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发生了清开国史上著名的“九部之战”。有叶赫、哈达、辉发、乌拉、扈伦四部，科尔沁、锡伯、卦勒察、蒙古三部，珠舍里、纳殷、长白山二部等九部联兵三万，分三路向努尔哈赤进攻，双方激战于古埒山（今辽宁省新宾县夹河乡胜利村）。结果努尔哈赤战胜，九部联兵溃败。锡伯族是“互争雄长”的九大部族之一。这样的生死存亡的战争，对于作战的双方不能不产生各自不同的影响。
    值得申明的，一是锡伯族名的“锡伯”二字，就是从记载这次战争的文献中出现的，之后一直沿用下来，恢复了锡伯民族自称的历史原貌。二是科尔沁蒙古编旗。“九部之战”后，科尔沁蒙古陆续归附于后金，努尔哈赤建立的新政权；与此同时，努尔哈赤与蒙古联姻，进而将科尔沁编为蒙古旗。从崇德元年（1636年）至顺治五年（1648年）先后设立科尔沁左翼中、前、后旗，科尔沁右翼中、前、后旗，郭尔罗斯前、后旗，土尔伯特旗和扎赉特旗等十旗。在这过程中，隶属于科尔沁蒙古的锡伯族，也按姓氏编设佐领、分归各旗，成为蒙古八旗的组成部分。扎萨克（蒙语，旗长）由蒙古之王、贝勒等贵族充任，以及管旗章京、参领等要职都由蒙古担任，锡伯族只能任参领、佐领和骁骑校等末职。编为蒙古旗的锡伯人，除向科尔沁王公台吉等纳税服役外，还得去出清政府的各种官差，遭受双重剥削和役使，负担是很深重的。
    再来说迁徙。先看锡伯家庙《太平寺碑文》：“青史世传之锡伯部族，祖居海拉尔东南扎兰陀罗河流域。嗣后，移居墨尔根、齐齐哈尔、伯都讷等地，编有七十四牛录，生息四十余载。于康熙三十六年，蒙圣祖仁皇帝施与鸿恩，将锡伯部众编为三队，于康熙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年迁入盛京，分驻各地效力……”。这里记载的锡伯族早期活动区域及南迁盛京等历史事件被锡伯族史研究者视为珍宝，该碑已列为国家一级文物。我们今天要了解锡伯族南迁盛京的历史，先要看锡伯族先人留下的这个碑文，理所当然。然而，碑文所记往事，有的地方不够明确，有的地方有错误。如锡伯族原居何处？锡伯族何时编入满洲八旗分驻齐齐哈尔等城，何时迁入盛京等，立碑的目的是“万世永传”。但此碑立于清嘉庆八年（1808年），晚于太平寺建庙时的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有一百年；可能根据久远的传说，且与事实有出入的口碑资料，没查阅官府档案核实。故而有些差错是可以理解的。锡伯族的原居处，在嘎仙洞及大兴安岭，在第一节已经阐明了；编旗驻防与南迁，在下文有关地方弥补，以免误传。
    第一，锡伯族被清政府从蒙古旗中“赎出”编为七十四牛录，分驻齐齐哈尔城二十四牛录，伯都讷城三十牛录，乌拉吉林城二十牛录，是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赎出”总数为一万四千四百五十八名，锡伯外，还有卦尔察和达虎尔。除老人、幼童及家奴外，可披甲者共一万一千八百一十二名。共编八十四牛录，卦尔察十牛录，锡伯七十四牛录，这与碑文所记七十四牛录相符。
    驻齐齐哈尔二十四牛录，其中锡伯十九牛录，兵丁二千八百五十名，达虎尔五牛录，兵丁七百五十名。因达虎尔在科尔沁时任官者少，其五牛录佐领亦由锡伯人委任，故统称二十四牛录为锡伯牛录。其中披甲一千二百名，附丁二千四百名，都是从附近居住的锡伯、达虎尔人中拣选的。这方面在锡伯族家谱中就有记载，如边台韩姓家谱载有：“哈什胡里氏，初定居黑龙江所属（将军）墨尔根城和雅鲁河流域时，始祖雅奇布有二子，长曰乌苏布，次曰乌苏买。乌苏布一支，移居白旗堡地方。乌苏买有二子，长曰鄂尔布，次曰鄂尔胡买……康熙皇帝施恩由蒙古王公台吉处赎出锡伯人众，并将鄂尔布之子苏色、巴果牢、巴海、鄂尔胡买之子富尔塔、布得库等，允准认丁，拨往齐齐哈尔驻防，在此处编牛录，住六七年之久”。
    移驻伯都讷新城三十牛录。披甲二千名，是从伯都讷附近拣选的；附丁二千名，是将散居科尔沁王所属地方，西拉木伦，养息牧及辽河流域的锡伯人，都集中起来，依次安置于伯都讷附近。另又从伯都讷兵丁内拨披甲五百名，附丁一千名，移驻松花江与嫩江汇合处附近北岸绰尔门地方。此两处驻丁均归伯都讷副都统管辖。
    移驻吉林乌拉二十牛录。披甲一千名，附丁二千名，都是就近从锡伯人中拣选的。此二十牛录兵丁，归宁古塔将军佟宝管辖。
    上面移驻齐齐哈尔、伯都讷、吉林乌拉三城的锡伯官兵七十四牛录，他们的任务是：驻防城池，坐卡巡边、保护台站、防范盗贼；其附丁则自备耕牛籽种，开垦种田。其中一半供养披甲，一半交纳官粮。
    第二、康熙三十七年（1692年），玄烨皇帝巡幸东北后，命齐齐哈尔锡伯人迁至归化（呼和浩特），后因归化缺少粮食改迁盛京（沈阳），命伯都讷锡伯人迁至盛京，命乌拉锡伯人迁至京师（北京），这样，刚被移驻齐齐哈尔等三城不到七年的锡伯族，又被令举族迁徙，是在康熙三十八年、三十九年、四十年的三年间进行的。锡伯家庙碑文记载的康熙三十六年、三十七年、三十八年有误，均早记了二年。
    刚移驻齐齐哈尔等三城的锡伯人为何要迁往盛京与京师呢？迁徙办法及途中遭遇又都如何呢？
    首先，康熙帝巡幸看到的“盛京、乌拉官兵，不知法度，风气极坏，将军惧于协领、章京而不管束，协领、章京惧于兵丁而不管束，不象围猎之兵”；“将军、副督统、协领、章京、骁骑校并不效力，甚属可恨”。特别是锡伯官兵“未能致死效力，以报皇上之恩”，更不能令皇上容忍。于是，便将愤怒全发泄到锡伯人身上来，予以制裁。
    二年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内务府等衙门的咨文对此可以说讲的淋漓尽致：“锡伯等原系科尔沁之奴，为科尔沁纳贡服役不堪生存，蒙皇上眷佑，不惜钱粮，支银数百万两，将伊等自科尔沁赎出，安置于乌拉等地。驾临乌拉时，锡伯等本应致死效力。以报皇上之恩。因并不效力，又丝毫不懂道理，故将锡伯等迁至盛京、锦州等处及京师诸城，均分至八旗兼管，令其披甲、俾学道理”。并且，“将锡伯、卦尔察内补放之佐领、骁骑校，概行革职”。很清楚,这次的制裁是利害的。可以想见，锡伯人到盛京等地后就是“分到八旗兼管”，实行“分而治之”了。
    其次，迁徙所用车马、粮食均自备。命伯都讷、乌拉的锡伯人不误农时，于春耕前迁到盛京、京师。之后齐齐哈尔锡伯分两队，首队十二牛录锡伯人等，在春耕前，迁到乌拉境内，利用伯都讷，乌拉已迁走锡伯人等现成田舍，选择肥沃之地耕种。俟收获后，食其所获之粮，迁至盛京。明年迁移之一半锡伯人等，亦照此迁徙。此种情形，在锡伯家谱中就有记载。边台韩姓锡伯家谱云：“后由齐齐哈尔迁来时，乌苏布、鄂尔胡买等，在伯都讷地方又住了三年。于康熙三十九年，再由伯都讷迁入盛京，编入牛录当差”。
    再次，迁移途中逃死之人何止千计。齐齐哈尔首队十二牛录一万八百零六口人，逃死七百二十一人，余一万零八十五口。这是从宁古塔将军沙那海为锡伯等在迁移途中死亡人口事给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咨文中统计出来的。共有三个数：
（１）由齐齐哈尔送至伯都讷时逃死亡二百八十一口；（２）到伯都讷后逃、死二百零一口；（３）由伯都讷起程前死逃、起程后途中死逃二百三十九口。这个数字还未必准确。咨文中引用“奉旨”，对途中逃亡者要严加查拿，“奉旨”曰：“先后逃、死之人，足以千计，并未具陈在何处逃死，逃亡者系谁家之奴，彼等皆已偷卖，今谎称逃、死耳”。这只是十二牛录的数字，那么七十四牛录逃死者的数字又该是多少呢？
    再次，锡伯之女，查出送部嫁给管领无妻之人。只因为锡伯官兵对皇上的驾临，“未能致死效力，以报皇上之恩”，于是便发下谕旨，将锡伯迁至盛京等地，均分入八旗兼管，这还不够，还要“将锡伯人等自赎出之年起嫁人之女，逐一查明，将正身（确是本人）一并解送（押送），嫁给管领下无妻之人”。对此，其内务府及户部衙门执行咨文称：遍行八旗，盛京等处及直隶诸城，均火速照办，并详列应查之人：“十五岁以上尚未配嫁之女，概行查送，嫁给管领下无妻之人”；“十四岁以下之女，查取后均注册，年满十五岁后，解送配嫁”。寡妇也不放过，都要查报。而且“嗣后，每年将锡伯女、寡妇，均照此查送”。这不是灭种之策吗？如此圣上，何其毒也！（注：锡伯族认为是民族的奇耻大辱，以致在民间留下了吃翻桌之说）。
    第三，随旗当差，分驻各地效力。锡伯族南迁盛京后，原有官职已被裁汰（免职）。“分至八旗兼管”当差，被分散到全省各地效力。
    首先，这种变化，在锡伯族先辈留下的逸事与家谱中均有留传。新民县西营子锡伯族八十六岁老人康惠安说：“听老人说，锡伯人最厉害，清庭将军衙门没敢给单独编旗，而且编在满洲八旗之中，哪旗都有。老人讲，清将军衙门把锡伯族头人用酒灌醉,待酒醒问：‘何时编旗’？清官员答道：‘编完啦，你们哪旗都有’”。沈阳城南西河山沟村锡伯族完颜氏宗谱载：“清帝知我族强悍，不容团聚一处，防生意外，随分散各旗各佐”。沈阳城西诺木珲图克色里氏锡伯宗谱亦载：“盖锡伯人刚勇诚朴，善战、屡立奇功，其所以不单设牛录而分隶于各旗者，实因彼时当道之忌”。此种事例很多，不再赘述。
    其次,分驻要地除盛京（沈阳）外,还有开原、铁岭、抚顺、兴京（新宾）、辽阳、牛庄（海城）、盖州、熊岳、复州、金州、凤城、岫岩、巨流河、白旗堡、小黑山、广宁（北镇）、闾阳驿、义州、小凌河、锦州、宁远（兴城）、中后所（绥中）、中前所等二十三处。锡伯兵分到这些地方数目不等,多的一、二百名，少的一、二十名。都是替换原满洲八旗中的“懦弱之辈”。至于分驻各地的总人数,约在六万人以上（以齐齐哈尔首队十二牛录到达盛京为一万零八十五人,再用七十四牛录推算）。
    再次，锡伯族刚勇诚朴，强悍善战，屡建奇功的效力品格，逐渐为清政府所重视和启用。雍正元年开始在锡伯兵中挑选护军（守卫宫城的八旗兵），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颁谕旨：“按旧制，凡卦尔佳、锡伯等咸不委任，后将锡伯等移驻盛京以来，于一切差使，均极奋勉，不可仍溺于旧制，着施恩一体委用”。之后，锡伯人内“已有官至副督统、总管、一等侍卫者”。虽然如此，被提升为二品的锡伯官员，其户册一定要转入在京满、蒙八旗籍。另外，即使是与满、蒙官员同品级的锡伯官员，在待遇上又有较大的差别。
    第四、南征云南与北返黑龙江屯垦。
    征云南。乾隆三十年（1765）以来，缅甸孟艮土司召散等不断侵犯我云南普洱、东里等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乾隆三十二年清政府以明瑞为云贵总督率军反击，结果为缅军所败。乾隆三十四年盛京将军恒禄接上谕旨，便从盛京选派锡伯一千名精兵强将，于1769年农历四月初起程，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行军，七月中旬抵达云南前线。经过交战、缅甸当局慑于大军威力，被迫与清军议和，锡伯官兵驱逐缅甸侵略者的战役取得最后胜利。据清军机处满文《月折档》载:锡伯一千名官兵，“阵亡之兵十二名，因伤死亡之兵三名，关外病故之兵五十四名，关内病故之兵三十六名，共死亡之兵一百零五名”。锡伯族官兵在这次征战中，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乾隆三十五年正月初六日，南征云南的锡伯官兵八百九十五人，分队撤回盛京。
    返黑龙江屯垦。锡伯族南迁盛京及京师之后，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经营，人口迅速增长，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造成了余丁繁多而财政拮据的局面，有的兵丁没有收入，“窘迫不能养共妻子”，于是清政府采取了移民屯田的措施。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清政府把京师、盛京、复州、金州、岫岩、凤城等地闲散兵丁及其家属，分批迁返黑龙江双城和阿拉楚喀等地，移旗屯垦，开荒种地。据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吉林双城堡八旗户口男女统计：“西伯（锡伯）四百九十三户，男女三千八百九十六口，是列入蒙古栏内，理合声明。”

锡伯族从盛京西迁戍边

    锡伯族拨来盛京（今沈阳）驻防六十年之后，于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有一部分锡伯族从辽宁西迁到伊犁。锡伯族的西迁是整个民族中一个大事件，他们迁到伊犁之后，在开发大西北，保卫西北边防，维护祖国统一，以及保存本民族文化等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据历史记载，1755、1759年（乾隆二十、二十四年），清政府先后平定阿睦尔撤纳和大小和卓叛乱后，针对伊犁地方人烟稀少，土地荒芜，防务空虚，外国势力又不断向东扩张的情况，一方面由内地派遣官兵，筑城驻防，一方面向南疆移民屯田，并在伊犁设置将军府，统辖天山南北。但是，由于伊犁地处边陲，战略地位非常重要，需派强有力的军队驻防。当时虽已先后从各地调遣了携眷之满族、蒙古、索伦官兵六千余名分到各地驻防，但伊犁将军明瑞感到在塔尔巴哈台筑城设卡仍由伊犁派兵驻防之后，兵力不敷调用。于是向清朝廷启奏，请求增派盛京的锡伯族官兵,因锡伯官兵骁勇强悍，善于骑射，很有声望。奏曰：“闻得盛京驻兵共有一万六、七千名，其中锡伯兵四、五千名。伊等未放弃旧习，仍以狩猎为主、技艺尚可。”乾隆帝御审明瑞将军启奏后,下了谕旨：“由盛京锡伯兵内，拣其精明能牧者一千名，酌派官员，携眷遣往”。并指定了行军路线：“由塞外行走”。（参见启昆等绘《锡伯族西迁戍边路线图》）

锡伯族西迁戍边路线图

    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盛京所属锡伯官兵携家眷共4000余人，于旧历四月十八日从沈阳出发踏上了西迁伊犁艰难的旅途。锡伯族官兵扶老携幼，赶着牛车，离开沈阳，出彰武台边门，经克鲁伦路和蒙古路，于八月二十四、五日抵达乌里雅苏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扎布哈郎特）。农历八月末的蒙古高原，已是草木枯荣，寒气凌人的季节。锡伯族官兵携其眷属无法继续前进，便在乌里雅苏台扎营过冬，等待第二年（1765年）三月草木返青时再赶程前进。但在乌里雅苏台过冬期间，牲畜因长途乘骑驾驭，疲惫瘦弱，加之雪厚无草，开春时瘟疫流行，原由盛京起程时所带牲畜先后倒毙一大半，已无法继续前行。后经管带协领阿穆胡朗、噶尔赛呈报交涉，才由乌里雅苏台将军成衮扎布奏准，借给每户马一匹，计五百匹，驼一峰，计五百峰，每人带四个月口粮和一个月茶叶，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三月十日起，先后由乌里雅苏台起程继续前行。行至科布多一带，正值阿尔泰山脉积雪融化，数河俱溢，水深流急，不能行走，只好连日宿住。等水稍退，就穿绕科齐斯山又继续行进，然而，没过多久，由于受困多日，所剩口粮已供不应求，所借马驼也倒毙甚多，行走已极为艰难。这种情况下，阿穆胡朗和噶尔赛无奈，一面咨请伊犁参赞大臣爱隆阿派人前来接济，一面带领锡伯官兵及其家眷继续前进。在未得到伊犁派人接济之前，余粮已尽，竟以野菜充饥。过了霍博克赛尔、察罕俄博，于六月，锡伯官兵及其家眷才得到接济。又经过额米勒、巴图鲁克、博罗塔拉等地，于乾隆三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先后抵达伊犁地区。
    西迁的锡伯族官兵与家眷，冒酷署，顶严寒，越山涉水，风餐露宿，忍受了长途跋涉的艰难困苦，历时一年又四个月，行程万里。这是中国民族史上的一次“屯垦戌边”壮举。正如清代 著名锡伯族诗人锡济尔珲的叙事长诗《离乡曲》所描写的那样：
坐上牛车出了关，骨肉分离不能还；
每日只行数十里，不知何时才换班。
东望家乡泪不干，哪堪夏热与冬寒；
历过千山与万水，一到乌城更心酸。
牛也疲乏车也残，人都饥饿病难安；
无法暂在乌城住，春融不敢再盘桓。
凄凄惶惶过一冬，同把行装密密缝；
准备三春积雪化，想起关东泪满胸。
山路崎岖车乱颠，赶车人儿好熬煎；
妇女嚎啕牛不走，铁石人闻也见怜。
登山涉水更心忧，老牛车偏遇石头；
儿女翻在车箱里，损腰折腿血交流。
嗳哟苍天快显灵，保我儿女到边庭；
纵然受了伤与病，哪有医药来调停。
奔奔忙忙何日休，可恨拉车都是牛；
过了赛里淖尔地，又把烂车到处留。
……     
    西迁的锡伯族同胞到达伊犁后，他们和当地各兄弟民族团结奋斗，为保卫边陲，抵御外来侵略，平定分裂主义分子，开发建设边陲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们开凿的察布查尔大渠，现在仍然灌溉着万顷良田，他们带去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工具，促进了边陲的农业生产和各项经济事业的发展。他们的业绩在祖国的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他们的精神已永远载入了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
    每年的旧历四月十八，是锡伯族纪念西迁的节日，这一天，在祖国东西两地的锡伯族同胞都要聚会，以各方式纪念东西两地锡伯族同胞骨肉分离之情，遥相祝愿。
    而今时间虽已过去二百三十六年，东西两地虽远隔千山万水，但两地锡伯族同胞的情缘，确像绵延的伊犁河谷和涛涛的嫩江之水一样，源远流长。

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锡伯族分布状况

    据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锡伯族共有人口172847人。锡伯族的分布情况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局面，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有锡伯族同胞，但主要分布在辽宁（120101人）和新疆（33082人），其次分布在黑龙江（9131人）、吉林（3476人）、内蒙古（2848人）和北京市（914人）。就辽宁来说也是“大分散、小集中”，虽然有120101人，但都分散于各县农村，虽有若干个民族乡，但形不成民族县。新疆的锡伯族同胞，至今仍保留着自己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同时有全国唯一的民族自治县，即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族西迁不但增强了边疆的防务和开发了边疆经济，在特殊的环境下，也保住了锡伯族古老的文化。（以上摘自《锡伯族图录》，民族出版社出版。）

 锡伯族作为北鲜卑的直系后裔而沿续下来

    构成一个民族集团有它的特征，如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衣食住行、社会家庭制度、风俗习惯、历史传说、宗教信仰、民间创作、艺术、科学知识等方面的特点。（摘自史筠“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
    东汉时期拓跋鲜卑（北鲜卑）活动在以“北土”大鲜卑山为中心的地区，即现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以鄂伦春自治旗为中心大兴安岭北段一带。于公元48年（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南迁大泽,即现在的呼伦贝尔湖地区，以后又离开故地继续南迁，于公元386年（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建立北魏政权，定都于平城（今大同）。从拓跋鲜卑离开故地南迁，到现在已近两千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在祖国大地上朝代不断更迭，作为北鲜卑的遗民－－锡伯族，为什么仍能保留着鲜卑族的特征？如民族名称（锡伯实际是不同时期鲜卑的汉译音变）、鲜卑语词汇（现在新疆锡伯族语言中仍保留一些鲜卑语词汇）、传说、风俗习惯、图腾及宗教信仰等等。它是由天时、地利、人和三大条件促成的。
    第一，如果拓跋鲜卑南下未在故地留下少数遗民，整个鲜卑族会由于入主中原融合于中原大民族群中而不复存在。正是由于这部分遗民，一直到明末清初仍生活于故地，人口繁衍增多，才能沿续保留鲜卑族的民族特征。
    第二，清康熙年间将科尔沁蒙古所属锡伯族集体辗转移居盛京，虽大分散、小集中，但由于都在一个省境内，相互有来往，又成村落集中居住，使锡伯族的特征一直保持到现在，并繁衍到12万人，为全国锡伯族人口最多的省份。如果不是集中南迁盛京，而分散于各省、市，锡伯族也很有可能融合于其他民族中，而将特征消失。
    第三，清乾隆二十九年从盛京抽调锡伯族官兵及家属数千人戌边伊犁，到现在人口已增加到三万余人，居全国锡伯族人口第二位。值得突出提出的，是在特殊的环境下，完整的保留了锡伯族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并形成了全国唯一的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锡伯族西迁虽造成锡伯族同胞骨肉分离，但却完整的保存了自己的民族特征，在保卫西陲的战斗中虽遭受到民族的重大牺牲，但尽到了自己的民族责任，并建立了丰功伟绩。
    第四，深厚的民族感情使民族特征在旧中国忽视民族政策的情况下依然能保留下来。
    在清王朝被推翻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忽视民族政策，只承认全国有五个民族即汉、满、蒙、回、藏，又加一句还有苗、瑶。在这种情况下，辽宁的锡伯族仍保持自己的古老传统。就在30年代作者的家乡,仍牢固维持自己民族的社会生活习惯。如每个家族每年举行一次集会,由年长者讲家史，并请喇嘛念会经，崇拜喜利妈妈，向长者问候只能用锡伯礼－－请安，不能用鞠躬礼代替，称自己的母亲一定用锡伯语称呼－－额娘，而不能称妈妈，绝对不许吃狗肉和用狗皮等等。一般老百姓也都知道，锡伯人既不同于汉族，也不同于满洲和蒙古。
    第五，新中国成立确认锡伯族是一个独立的民族。
    新中国刚一成立，就确认锡伯族是一个独立民族。这首先是由于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另一方面也由于锡伯族本身的民族感情，即祖国东西两地的锡伯族都保留了显著的民族特征，特别是新疆的锡伯族有聚居地域，不但保留了本民族的生活习惯，而且保留了自己的语言、文字，这就很容易被做为一个独立民族而确认下来。西迁才使西陲有了锡伯族，在西陲的特殊条件下，把锡伯族的特征完整的保存下来，两地的锡伯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因果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锡伯族得到兴旺发达,这也首先归功于党的民族政策，另外也由于锡伯族本身有深厚的民族感情。作者仅就自己体会加以叙述。家父何景祺,“九·一八”前为银行职员,东北被日本占领后就未工作,于1932年就准备写何姓家族史，因何氏档案房毁于日俄战火，因此到沈阳市走访族中老人，并到沈阳锡伯家庙－－太平寺和锡伯喇嘛寺－－北塔（俗称）进行调查，并由北塔何喇嘛（我的族兄）,对太平寺满文碑碑文进行口译。家父根据调查写下了家谱序言，并向我讲述“我们是锡伯人,世居海拉尔东南扎兰陀罗河流域,后移居墨尔艮（今嫩江），再后移居伯都讷（今扶余）的莝草沟,最后迁盛京定居”。父亲又向我说“我们不同于满洲”。这样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才能在解放后向新疆社科院调查组肖夫等同志提供锡伯家庙太平寺的信息,从满文碑文中找到重要锡伯族史料。新中国成立后,锡伯族一些老前辈十分热爱自己的民族,如关俊彦老先生,在百忙中写信热情指导沈阳市锡伯族青年韩启昆,了解锡伯族族史要从那些史料入手,我也是受到这封信的启发,开始了对锡伯族史的探讨和陆续收集有关书籍和论文。又如新疆锡伯族管兴才老先生,借随新疆少数民族参观团来沈阳之机,与沈阳市锡伯族见了面,带来了西迁兄弟的情意和西陲锡伯族仍完整的保留锡伯族特征的情况，这引起我对察布查尔的向往，为此1958年正逢新疆化工厅向化工部要干部之机，提出自愿去新疆工作。1959年肖夫和吉庆来沈调查，经我的介绍他们考察了太平寺，并将太平寺碑文抄录后译成汉文。1982年我去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参加锡伯学会讨论会，走访一些家庭，当我到三乡佟荣昌老人家访问时，老人热情的抱着我边哭边说“可见着老家的人了！”然后在炕上摆出二百年前从辽宁带的小炕桌，招待我们茶点，可以看到新疆锡伯族怀念故里之情，在访问中还知道锡伯族儿童也知道老家在Mukden，即沈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民族政策进一步落实，以肖夫《锡伯族简史》为先导的大批锡伯族文史资料和研究论文出版，引起了锡伯族的认祖归宗热，使全国锡伯族人口从1984年8.3万人，增加到1990年的17.3万人。仅从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到锡伯族的民族感情和凝聚力。
    综合以上，确实是由于天时、地利、人和这三大条件，才能经两千年历史长河，在沧海桑田和朝代不断的更迭中能保存下来这批古鲜卑遗民。

    二、锡伯族传说、民俗和民间故事

     锡伯族的图腾－－鲜卑兽

    鲜卑一辞有不同汉语解释：一为瑞兽；一为带钩。看起来不同，而实际是一致的。这要从鲜卑的图腾谈起，按辞源解释图腾为原始社会一种最早的宗教信仰。原始人相信每个民族都与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有着亲属或其它特殊关系，此物（多为动物）即成为该氏族的图腾，是该氏族的保护者和象征（如熊、狼、鹿、鹰等）。图腾往往为全族忌物，动植物图腾则禁杀禁食，且举行崇拜仪式，以促进图腾的蕃衍。鲜卑人的图腾就是一种瑞兽，包尔汗、冯家升在《西伯利亚名称的由来》一文中证实西伯利亚是由英语Siberia译的，而英语Siberia又出于俄语Sibir，它是一种人民的称呼。这种人民在古代汊文史中作鲜卑，它的意思是一种兽，相当于蒙古语Sobar（貙,五爪虎）。因为鲜卑人崇拜它，所以把它用作本部的名称；同时把它的形象用在金属带钩上，以自别于其它部落的人民。古鲜卑族是亦牧亦农的民族，在与自然和野兽为生存而斗争中祈求这种瑞兽 能保护人畜平安，而在野外进行放牧和打猎时，把瑞兽制成带钩以保护人身安全，这和近代在颈上佩戴护心佛项链是同样性质。这种宗教信仰一直延续到近代的锡伯族，如沈阳市新城子区黄家锡伯族乡在喜利妈妈中供奉瑞兽，而喜利妈妈是保护锡伯族子孙之神，所以说瑞兽为锡伯族的图腾是合乎逻辑的。鲜卑兽到底什么外貌，按《康熙字典》对貙的注释“貙鰻似狸今貙虎也，大如狗纹如狸，似狸而大，一云似虎而五爪”。国内已发表的文章都未能介绍出土实物，日本江上波夫著《骑马民族国家》一书，刊有华北和内蒙出土文物照片，颇与《康熙字典》中注释的相似（见下图）。

奶奶讲过的两个传说

    奶奶吴扎拉氏于1942故去，已五十多年了，而我于1939年就泣别了黑水、白山逃亡到关内。对奶奶依稀尚有些记忆老人家穿着锡伯族老年妇女的长褂子，头上戴着铜制盘头刺，发结梳在头顶上，带着大耳环，胸前挂着念珠。奶奶不好多讲话，整天念一句喇嘛经“阿拉呀吧噜，唵吗呢叭嗒嘛吽”。偶而也给我们讲一些锡伯族的传说，奶奶讲汉语有特殊音调，喜欢拉长声。如问“你到哪去啦？”，用锡伯式汉语说为“你上哪克啦--”而且尾声扬起。现在回忆奶奶的腔调，似在耳边，也回忆起那古老的传说。
     （1）水火袍的传说
    奶奶说水火袍是我家的传家宝。能入水不濡，入火不焚。奶奶说在那老老年月，锡伯族在北方与罗斯国（锡伯族对俄罗斯的称呼）作战，经多次战斗，我们祖先领着几百名子弟兵被逼到江边，奶奶不知道这是一条什么江。前有优势的罗刹追兵，后有波涛凶涌的大江挡住归路，我们这几百子弟兵有全军覆没的可能。由于锡伯族信奉喇嘛教，在灾难面前，祈求佛爷保佑。这时在江边出现一位披红色袈裟的喇嘛，奶奶说这就是活佛。活佛说：你们不要怕，我给你们一件宝贝，它能保护你们过江。说着从衣袋里取出一件黄绫制成的袈裟。他说这个袍子叫水火袍，能避水火，只要你把袍子打开，披在身上，闭上眼睛，念一句“唵吗呢叭嗒嘛吽”，就可以全部安全渡江。转眼间这位活佛就不见了。我们的祖先借着水火袍，按他教的方法，安然渡江。 这件水火袍就成为我家的传家宝。这时我们急忙问奶奶，我家的水火袍哪去了？奶奶打个咳声说：丢了。我家的水火袍用木盒装着，一直供奉于佛前，光绪二十六年跑反，在兵荒马乱的情况下，丢掉了。从奶奶的神色中对传家宝的丢失，深为惋惜，对沙皇侵略军无比愤恨。
     (2)锡伯族的神箭
    由于茫茫草原呼伦贝尔的环境，作为打牲部落的民族培养出豪放、能骑善射的特点，涌现出大批神箭手。神箭不止用于打猎也用于保卫本民族的生存。奶奶给我们讲的另一个老老年的故事，由于年代过于久远，已不知是哪一代。某一天一个敌对的部落探听到我们部落相当一部分青壮年出去打猎，认为有机可乘，率众来攻击我们部落，准备抢掠。但他们对锡伯族的神箭十分顾虑，听说准确程度能达到箭箭不离屁眼，所以事先每人屁股上绑上一只铜盆，以保护自己。这样他们装备好自己以后，大举来犯。锡伯人发现敌情，立即吹起号角，在家的青年拿起了神弓，当敌人接近寨前时，一声令下，众矢齐发，把敌人打得抱头鼠窜。他们不敢走正路，钻入麦地中奔逃，以期得到麦子的掩护。在逃窜中由于麦穗打着他们屁股上的铜盆，噹噹做响，当他们跑出麦地后，长出一口气说：锡伯人的神箭真是箭箭不离屁眼啊！如果没有铜盆保护，屁股早被射烂了！

     热爱摔跤的民族

    锡伯族迁到盛京后，对清政府有服兵役的义务，青年男子都要学习“弓马箭”和武术，我们的祖父辈以前大体如此，父辈才开始变化。由先天遗传和后天锻炼，身体素质比较好。摔跤作为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一直流传下来。从未入学的孩子、小学生到青壮年都喜欢摔跤。我在读小学时，同学间经常支开黄瓜架（即摔跤时的胳臂搭胳臂）。青年农民间也经常比赛，有时前街与后街选出代表进行比赛，以夏天挂锄和冬闲为最盛时期。场地在喇嘛庙门口空地或小学操场。锡伯族强悍、不憷硬，敢于在强敌面前维护本民族的荣誉。下面讲两个真实的故事。
    （１）何景海连胜沙俄官兵
    何景海是我的堂伯父，排行老二，生得身高力大，膀阔腰圆，能抗几百斤袋子，善于摔跤，头如笆斗，外号叫大脑袋方丈，有些游侠作风。遇到村内危难，敢于挺身而出。光绪二十几年间，沙俄军队入侵东北，官兵为非作歹，向老百姓索鸡、要鸭、牵牛、赶羊。他们或不给钱，或给沙俄侵略军印发的“枪贴”，老百姓不认帐，完全明白一旦沙俄侵略军撤退，“枪贴”将一文不值。俄军所到之处都是威胁村里的村长，当时叫方丈，办不到非打即骂。以前村长多由殷实人家、有文化的人担当，村长无工资而有会地，地租做为村公所资金来源，村长一般由八家会首推举产生。这时殷实人家感到与俄国人打交道很困难，同时为了本村的利益必须推选一名为村民利益能挺身而出，又有办事能力的人担任。于是他们共同希望何景海能挑起这付困难的担子，资金上的问题由八家会首负责。在困难面前何景海毅然挑起这付挑子，为全村的利益担当起动乱时期的村长。他机智勇敢地与沙俄驻军头目周旋，一方面讲道理，据理力争，一方面该吵的也不怕事。一次一个俄军营部驻扎在村里，一名副官向本村要这个那个，何景海解释说供应不了，这名副官勃然大怒说：你们中国病夫，不打你们就不老实！何景海也大喊说，什么中国病夫，你们仗着有枪，要是徒手的话，看谁能打倒谁？他俩的争吵声被俄营长听到了，从营部出来问怎么回事。何景海说，他骂我们中国人是病夫，并拿手枪威胁我要东西，我说他仗着有枪，如果他没有枪，看谁能把谁揍躺下。这位营长颇为好胜和自负，以为受过训练的沙俄军官，总不能败在一名中国村长手下，于是就就命这名军官与何景海三跤定胜负。结果何景海把他连摔两个马趴，那位营长又找两名青年军官，又都被何景海摔两个马趴。这时这名营长举起大拇指连喊：哈拉少！哈拉少！（俄语：好样的），并与何景海干杯。然后对他的副官说，今后要尊重村长，不能向村民要副食。就这样何景海以他的勇气保护了村民利益。这件事被村民知道了，村民很敬佩，有的还集体请何景海参加酒会祝贺，有的 村民说，大脑袋方丈真是好样的，把大鼻子治住了，从此，大脑袋方丈就代替了何景海的姓名。
    (2)农民摔交手击败日本柔道士
    1931年日军占领沈阳不久，从沈阳市来了三名柔道士，一名领队可能是教练。这三名日本人十分猖狂，从新城子站下火车，到乡村来叫号，有没有人敢与他们摔跤，所路过的村子，无人敢应战，顺路就到了岳土屯村，正好碰到屯中青年在喇嘛庙门前摔跤，于是日本人就要求与他们比试，态度颇狂妄，认为他们三人最差的一个年青人就可把村民击败。日本柔道按技术水平分段，最高为九段，这名年青人可能刚上段，村民也找出一名一般的摔交手进行试探，这名摔交手被击败了。第二名摔交手上去把他摔躺下了。这时日本领队才认识到岳土屯村民并不好对付，命他们的二把手出来应战，这名柔道士个子不高，身体横粗，活像当地村民家用的地缸子。经日本教练面授机宜，出头应战。他一上场就接连摔倒我两名摔交手。村民们一看形势不好，岳士屯人要栽，赶紧到地里把全村摔交二把手吴三（吴扎拉·三）找回来，吴三一听说就撂下农活赶到喇嘛庙门前，这时候日本人又摔倒了另一名摔交手，吴三把腰带子一扎下场了，经过激烈搏斗，吴三终于把这个地缸子体形柔道士摔倒了，但吴三也累得一身是汗。这时那位日本教练登场，他中等个头，很壮实、很傲慢的样子出场，他那两名部下给他呐喊助威。吴三和他交上手后，采取稳扎稳打的方法，以挡住他凶猛的攻势，几个回合，他仍未能摔倒吴三，但吴三因刚与日本二号手摔跤时体力消耗颇大，连续作战颇感吃力，但他仍咬住牙顶住了。村民们看到再拖下去吴三非输不可，为了保住本村的荣誉，只好到喇嘛庙请出全村摔跤一把手鄂喇嘛，好在路不远，进了庙门就是禅房，两名小伙子慌慌张张跑进禅房，向鄂喇嘛说：喇嘛爷（尊称），不好了！岳士屯要栽给日本人，请您出场给扳回来！鄂喇嘛是个民族自尊心很强的人，一边拉长声说，小子--谁要你们平时不加强练习，我也只好出头了。当鄂喇嘛来到现场时，吴三已被摔倒，日本教练趾高气扬地说：你们还有谁敢上来？这时鄂喇嘛出场了，鄂喇嘛大个子约在1.8公尺以上，大骨架，也没脱衣服，两只大手把日本教练一抓，向他说，你要注意啦！日本教练说我注意啦！说着两下一教劲，日本教练未拉住鄂喇嘛，鄂喇嘛两只大手紧抓住日本人的膀臂，“嘿”一声就把日本人从地上提起来掼到地下。日本人被摔得很重，半天起不来，然后由他带来的两个徒弟搀扶着一瘸一拐地恢溜溜地走了。在村民的欢呼声中，鄂喇嘛念着他的一句真言：“唵吗呢叭嗒嘛哞”大步回归禅院。

     关于锡伯火锅和摇车的传说

    （１）锡伯火锅的由来和发展
    锡伯族于清康熙年间迁入辽宁以前，世居内蒙古呼伦贝尔及嫩江流域，为打牲部落。当时呼伦贝尔地广人稀，在茫茫的大草原和深山老林中，野生动物繁多，有歌谣为证：棒打獐子瓢捞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由于经常到野外和深山中去打猎，就必须带着炊具，而锡伯族常用的炊具为铜锅。在打猎间隙，就支起铜锅架上火将水烧开往里下猎物，如野鸡、狍子、鹿、野猪等肉类，既有野味，又有热汤，极为鲜美，吃好以后继续打猎，这就是原始火锅的由来。以后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发展到现在的火锅形式，主要在家中享用。
    酸菜是锡伯族的传统食品，每户至少淹制一大缸，锡伯族又善于烧炭，冬季来客人或平时全家人聚餐改善生活，火锅是必不可少的。汤多为煮肉的汤，加上酸菜为锅底，再加上一些佐料。火锅按肉类不同一般分为四种，如野鸡、狍子、鹿和野猪肉火锅等。随着锡伯族迁到盛京，即现在的沈阳，火锅的菜肴也发生了变化，更加丰富。主要以海味和酸菜为锅底，汤为煮肉的汤和鸡汤，锅底有冰蟹、银鱼、海栗子、大海米、干贝、紫菜等。火锅烧开后，客人可以根据个人喜好不同选食肉类。到辽宁以后，因野猪肉粗味道又不好，而被淘汰。鹿肉、狍子肉一般百姓家已不准备，唯野鸡肉来源仍很充足。冬天野鸡晚间就宿在田埂间背风处，打野鸡一般在早晨四五点钟，那时天还不亮，野鸡的眼睛看不见东西，所以飞不起来，听见有动静它就顺垅沟跑，这时用棒子打就可以，野鸡被赶的无路可走，有时就一头扎到雪堆里，尾巴露在外面。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属野鸡的顾头不顾腚”，形容办事虎头蛇尾或有头无尾。到了现代，锡伯族火锅又发生了深刻变化，不但保留了野味特色，还增加了牛羊肉、猪肉、粉丝、冻豆腐、海味、青菜等。牛肉和羊肉冻切成片，猪肉选五花三层部分，事先煮熟，就餐时切成片加入火锅中。除此之外，还准备一些丰富多彩的小佐料，如酱油、醋、麻油、韭菜花、腐乳、香菜等。除腐乳外，其它都自制，其味道特别鲜美，非现在食品店商品可比。锡伯族品尝火锅在农村一般在腊月和正月，做为招待近亲、好友的美食。在严寒的冬季或早春的正月，餐桌上摆上火锅，汤在沸腾，亲友团聚，各种菜肴任意品尝，老年人还要热上白酒，真是美不胜言，而锅子汤更是鲜香可口。
    以中国之大，食文化也十分发达，各民族之间食文化也在相互影响和渗透，如南方的什锦火锅、四川的毛肚火锅、麻辣火锅，以及较为普遍的“涮羊肉”等，虽各有特色，但由于缺少酸菜，也没有那么多野味和海味，更没有自制的小酌料。所以，难与锡伯式火锅相比。
    （２）锡伯族“摇车”的由来
锡伯族把婴儿摇篮叫摇车。把婴儿放在摇车里面，用绳子吊在室内房梁上，也就是通常讲的关东城三大怪之一“生了孩子吊起来”。那么摇车是怎么演变来的呢？传说又把我们带回到呼伦贝尔草原。以打猎为生的锡伯族，在狩猎时往往全家出动，因而婴儿必须带在身边。但是追捕猎物时又不能带着婴儿，把婴儿放在地上又不放心，恐被野兽伤害。于是聪明的锡伯族人就制造出了摇车。摇车用桦树皮制成，婴儿放在车里，然后再用绳子将摇车吊在树叉上，其高度为野兽够不着的安全距离，保证了婴儿的安全。锡伯族迁到盛京以后，改为从事农业生产，摇车也就改为吊在房梁上，制造摇车的材料也从桦树皮改为薄板。并呈小于180度的角度。通常摇车的顶部上面挂蝇甩，摇车悠起来时，由于蝇甩相对摆动可防止婴儿受蚊、蝇叮咬。又由于摇车的往复摆动，而使室内空气流动，可以使婴儿得到一个凉爽舒适的睡眠环境。如果在冬天，还可以把婴儿的摇车放在热炕头上，妇女们一边用一只脚晃动摇车，一边做手里的针线活，还哼着摇篮曲，这时已熟睡的婴儿，脸上常常会露出甜蜜的笑容。
    在这里顺便讲一讲锡伯族“扁脑勺”的由来，这与婴儿时躺在摇车里睡觉有直接关系。锡伯族在清朝必须服兵役，一般都是骑兵，要经过弓马箭的严格训练，为此锡伯族传统在婴儿时就要打基础。方法是将婴儿放在垫有糠垫子的木板上仰卧，把胳膊和腿放直用布条带将婴儿与垫板捆绑在一起，以预防婴儿的腿臂发育弯曲而影响今后的骑马射箭，婴儿的枕头是用荞麦壳做芯，婴儿因长期仰卧后脑壳自然变成扁平，久而久之，锡伯族认为扁脑勺是代表男性美，反而称正常发育的头为“南北头”。

吃翻桌的由来

    锡伯族民俗中两家结亲婚嫁迎娶时有“吃翻桌”之说。从表面看是一种不文明的现象，但从这件事的历史根源看，它体现了民族尊严和倔强的民族性格。
    传说努尔哈赤指挥的一次大的战争取得了胜利，在这次战争中锡伯族部立了大功，但在评功行赏时却因锡伯部非嫡系，把功绩压低了一等，同时在庆功宴会上对锡伯族也招待不周。锡伯首领在盛怒之下带领参加宴会的锡伯官兵大闹宴会厅，踢翻了桌子。传说清皇帝在大怒之下，将参加闹宴的锡伯官员全部撤职。锡伯族感到受一次不公正的待遇，大大地伤害了锡伯人的自尊心。于是凡招待锡伯族不周时就给它吃翻桌，连老汗王（努尔哈赤）的宴会桌，我们祖先都敢踢，还在乎谁呢？流传到现代，也时有发生，一般都是娘家人闹事。比如前村的姑娘与后村的小伙结亲，在送亲前，娘家这边的主人就要把送亲的小伙子们招集到一起进行动员，主人说：“明天宴席上不能给我丢人，一是喝酒不能输了，二是宴席好坏看我的，我一抬胳膊，你们就踢桌子，要他们重摆宴席。”于是次日，娘家主人就带着送亲队伍去参加宴席，一般都有几十张炕桌，一旦这位主人认为宴席不好，就一打手势，小伙子们就把几十张桌子踢翻在地，于是对方赶紧道歉，重开宴席。尽管这样闹宴，但并不影响以后走亲家，双方亲家还当个笑话谈，往往对方亲家还会笑着说：“你们真利害，把我的桌子都踢了。”娘家主人也会笑着说：“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吗，不踢你的，你能重新上席吗？”说罢俩人都哈哈大笑并且干杯。
    经查阅史料未见闹清帝宴席之记载，只查到康熙三十七年驾临吉林乌拉，招待锡伯族，说锡伯族在席上抢饼，将锡伯族官员一律免职。作者推测也可能是锡伯官员以为受慢待了，于是大闹宴席，而向康熙禀报的官员不愿把事情闹大了，改称抢饼。其道理是，锡伯族族规很严，有首领在绝不会自己擅自行动，再说既然是皇帝设宴，还用得着抢饼吃吗？很有可能是礼遇不周，在首领指挥下闹宴。所以，传说的“吃翻桌”很可能是这次事后而流传下来的弊俗，传来传去把康熙也改为努尔哈赤了。是也，非也，只供读者参考。但这一过去的习俗也说明了锡伯的性格，为了维护民族的尊严就是皇帝也不怕。而清康熙皇帝也因锡伯族这种倔强的性格，谕令为：该部虽能骑善射但好酗酒滋事，不宜重用，一直到乾隆帝时，才重新起用。往事已经过去几百年了，这种习俗也不存在了，但作为民族历史一个事件记载，使后代了解其事件的真象，并从某一个侧面去认识锡伯族的性格，去粗取精，弘扬民族精神，也还是有其意义的。

忌食狗肉和禁用狗皮

    锡伯族发源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系打牲部落。狗是锡伯族的一种劳动力和忠实的伙伴。平时它为锡伯家庭看门望户，防止盗贼窜入；当孩子们进山时，它能保护小主人的安全；当放牧时几条猎狗可保护上百只的羊群；当夫妇共同上山打猎时，把孩子放在摇车里，留一只狗在下面守护，然后大人带着其它的狗去打猎，这时狗又是猎人的左膀右臂，帮助猎人捕获猎物。正是因为猎狗忠实的为主人终生服务，永不变心，锡伯族有一句谚语为“狗不嫌家贫”。所以锡伯族对狗是很爱惜的，锡伯族把它当做伙伴和朋友。民族习惯绝对不能杀狗和食狗肉，也不能扒狗皮，做褥子、袜子等，也不允许戴狗皮帽子，所以狗病死了都是挖坑埋掉。这种传统风俗，在锡伯村仍严格延续，如有外族与本民族结亲移居村内。必须尊重锡伯族的习惯，不能杀狗、吃狗肉和用狗皮，否则将驱逐出村。
  顺便也介绍一下，满族忌食狗肉的传说。据老一辈讲，老汗王（努尔哈赤）曾为明李总兵的人质，当得机逃出时带着自己饲养的狗。为恐被追兵赶上，昼夜兼程，在连续奔跑的情况下，当到达一个山角下河边时，已十分困乏，躺到溪边草地上就睡着了。明兵因找不到努尔哈赤，于是放火烧山，企图把努尔哈赤赶出来，但努尔哈赤由于几天几夜未睡，躺下后就沉睡不醒，忠实的狗用口拽他衣服还是不醒，于是这条狗就跳到河里，把身打湿，然后上岸，把水淋在努尔哈赤周围的草上，往复奔波，努尔哈赤得救了，这条忠实的狗终于累死在努尔哈赤身旁。努尔哈赤为纪念这只忠心的狗，下令满族不得食狗肉。 在解放前锡伯族未被确认是独立民族，一般锡伯族老百姓只知道是满族锡伯人，因而在群众中也流传着是由于努尔哈赤的命令而不吃狗肉，这是一种误解。等到民国成立以后，多数人已不知过去民俗的由来，以为狗是吃屎动物，其肉不洁。因此把狗肉做为一个贬意词，如说某人无能还好显示自己，就说某某为“狗肉丸子往哪摆！”或“狗肉不能上席”等等。其实猪也吃屎，人们也并未因此而不食猪肉，再说不用狗皮和狗吃屎也没有关系，显然它不是锡伯族忌食狗肉的原因。

我乡锡伯族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点滴

    “九·一八”日本侵入我东北大地，激起了各民族的反抗。我仅举几个不同阶层的锡伯族老百姓，他们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具体事实，说明锡伯族反抗侵略者的普遍性。
    （1）九十六岁吴老爷子一生不乘日本公司的火车
    大约是1933年，日本侵占沈阳已经两年。夏日某天，伯父从沈阳接来一位老人姓吴（吴扎拉氏），是老祖母的叔叔，已九十六岁。老人家童颜白发，二目炯炯放光，腰板挺直，步履敏捷，回想起来，真有点象现代武侠小说家金庸笔下的武林帮派首领。我那时刚十一岁，老人家见着我特别高兴。当额娘做好饭菜，我伯父陪老人家吃饭，老人家一定要我上桌陪他吃。老人家高兴了，讲他在年轻时参加义和团和反对日本修建南满铁路的往事。老人家在清朝当过兵，退役后参加过义和团，当讲到打教堂时兴高采烈，对慈禧下令解散义和团十分惋惜。作者现在感到义和团并不只是汉族反对侵略者的运动，而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反对侵略者的运动，可惜，这方面报导不多，值得进一步搜集。谈到日本人建造的南满铁路时，老人家说，小鬼子没安好心，他当年参加了反对南满铁路的斗争，虽然未阻挡了南满铁路的建设，但他下决心不乘日本火车。沈阳市离我家六十多华里，如乘火车到新城子下车，只走八华里，可是老人家以九十六岁的高龄，宁愿走六十多华里也不肯乘日本火车，讲话时慷慨激昂，在老人家身上体现了锡伯族的倔强的性格。老人家一餐能吃三碗米饭，在餐桌上又批评我的伯父（农民，当时有四十多岁）说，年青人走路太慢，还跟不上我这九十六岁的老头子。我觉得这位老人能活到一百岁以上。不幸的是九十九岁那年得噎嗝症（食道癌）去世。老人家家道中农，略有文化，在他身上可见出一般老百姓的反日情绪。
    （２）爱国资本家何宣三资助义勇军惨遭杀害
    何宣三是岳士屯村中的富户。在新城子镇开设油房和百货店，是镇商会会长。他热心于村内教育事业，对岳士屯小学进行扶植，在其他村内热心教育事业人士如鄂太君等共同努力下，使岳士屯小学办得满不错。小学有学生宿舍，邻近的灰土岗，长河沿等村都到该小学读高小。按《沈阳锡伯族志》记载，黄家乡解放前只有大学毕业生八名，其中岳士屯六名。据我所知，我那班共八人，其中三人大学毕业并在解放后有高级职称。这可以看出岳士屯小学水平的一个侧面。何宣三不仅热心于本村教育事业，也是一名爱国者。1932年义勇军打进新城子，杀了一些日本侵略者。1933年何宣三却以“通匪”罪被捕入狱，日本人说的“匪”实际就是义勇军，不久被折磨死于狱中。何宣三以他当时的地位，如果甘愿做顺民的话，完全可以苟全性命，但他在民族大义面前，不顾个人安危资助义勇军，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３）敢与日本警察对抗的何友三
    何友三“九一八”时近四十岁，房有一间，没有土地，好饮酒，也能劳动，但劳动所得全部用于饮酒，腰里成年别只酒瓶子，属流氓无产者。但有正义感，好打抱不平，对富而吝者敢于冷嘲热讽。一次在新城子镇，日本侵占沈阳的第二年，火车站上的铁路警察正在殴打中国人，一些人在围观，但都敢怒而不敢言。这时正好何友三拎个酒瓶子走过来，一名群众向何友三说：“友爷，白帽子衙门（对日本铁路警察的别称）又在欺辱中国人，您能不能去打这个抱不平。”何友三说，白帽子衙门怎么样？看我的！说罢拨开人群走上前去，指着日本警察说：“你们为什么欺侮中国人？这时几个警察就停止打那个中国人转过来打他，何友三以一人力敌三人，虽然吃了点亏，但把日本人也打得鼻青脸肿，这时群众在周围呐喊助威，何友三始终没有被打躺下。日本警察在没有办法的情况，把他拉走，推入狼狗圈，让狼狗咬他以解气。何友三在紧急情况下很冷静机智，临危不慌，很沉着地从衣兜内掏出猪蹄，向狼狗说，“狗儿呀，我们是朋友，送给你个猪蹄吃吧！”。狼狗吃了他的猪蹄，又摇尾巴又亲热并不去咬他。这时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铁路警察自知理亏，而且镇上的治安又不归他们管，担心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于是打开狗圈门，准备放他出来。何友三却说：不是我要进来的，是你们把我拉进来的，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出去。”这就把日本铁路警察将住了，进退两难。这时有的群众出来打圆场，对日本人说，你们向他道道歉，给他点酒钱，他就走了。于是，日本警察向他道歉，又拿少量酒钱，他才大摇大摆地从狗圈里走出来。何友三被群众簇拥着又进了酒馆，酒馆老板也佩服地说：“友爷，你不怕日本人豁出自己把别人救下来，冲着这一点今天这顿酒我请客，不要钱了。”几十年过去了，1956年我回乡，听说他无儿无女住在敬老院。我去看望他，他生活得很好，感谢人民政府对他的照顾。我问他还喝酒吗，他说，因身体还可以，有时也参加些劳动，把得到的报酬买酒喝。

“九一八”时期的锡伯族秧歌和 用秧歌形式鼓动爱国抗日

    锡伯族秧歌，吸收了汉族、满族秧歌一些内容，又有自己的特点，丰富多彩。有唱、舞、摆阵和跳龙门等，一般是在冬闲时间排练，春节期间演出。
    （１）唱
    秧歌队男主角叫“傻公子”，由他带领秧歌队，女主角叫“大拉花”。唱词是见景生情，随意填词，由于秧歌年年办，又有些传统唱词，可随时选用。例如，一进那家院子，“傻公子”就开唱：“一进大门抬头观哪，观观你老的一付对联。上一联写的是天官赐福啊，下一联写的是喜报三元唉”。又如锡伯族春节，往往在院内立起“灯笼”杆子，杆顶悬挂灯笼。秧歌队一进院，如看到院内立有灯笼杆，就唱：一进大门抬头观哪，看到你老的灯笼杆。灯笼杆上有摇钱树啊！灯笼杆下栓着金马驹啊！一呼唉！进院以后先由和尚吐在前头打场，和尚吐（谐音，到底是锡伯语或汉语不清）反穿皮袄，手持皮鞭，在队伍前面蹦蹦跳跳特别滑稽。打场后“傻公子”首先登场，一边蹈着秧歌步一边唱。如“大雪下得满地白哟！我有秧歌往下排唉，排给谁来谁就唱唉，排给“大拉花”的请安排唉”！这时第一个女角便登场开唱。如果安排给老头，老头就到场中央，手扶拐杖，颤颤歪歪边走边唱，“老头生来八十八哟，儿女有了一大扒拉！生了小子都会逗丑唉！生了女儿都会‘拉花’唉”！引起全场观众轰堂大笑。家中有老人的，搬椅子坐在前面，这时由秧歌领队请老人点一出段子，如王少安赶船、狄仁杰赶考等等。往往由秧歌队中一至二人在老人面前演唱，唱罢老人家都要给赏钱。这时女角还要为谢赏而唱，唱词一般为“唱一出赶船未唱完哪，他老赏给几十块钱，众家伙伴把赏谢，（众合）谢赏！打起锣鼓又去拜年哟！”。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用秧歌形式，向群众宣传爱国抗日。“九·一八”事变后，激起了锡伯族人民强烈的爱国热情，积极进行抗日活动。如在当时锡伯族秧歌中就流传这样一首歌词“八月里来立了秋，日本人进奉天（即沈阳）就把枪来收，有大枪和金钩（枪名），嗯唉唉唉哟！只收得人民不自由啊啊！嗯唉唉唉哟！只收得天下不太平啊啊！”老百姓听到这类唱词无不引起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慨，也激起青年的爱国热情。
    （２）扭
    扭秧歌系秧歌舞的通俗称谓，锡伯族秧歌一般分集体舞和单项舞。集体舞与现代的秧歌舞类似，围成一个圈子后进行舞蹈，动作十分优美。一般都为唢呐伴奏，俗称喇叭，其牌调主要有Da Di Da Da Di Da Da（ 达 滴 达 达 滴 达 达），Da Da Di、Da Da Di、Da Da Di Di Da、Da Di Da Da Di Da Da（达 达 滴、达 达 滴、达 达 滴 滴 达、 达 滴 达 达 滴 达 达）等。单项的有渔公、渔婆旱船，渔公拿着浆在前面舞摆船动作，渔婆在旱船里舞撤网动作，由男女饰演一对老妇妻，表演得惟妙惟肖。还有送媳妇回娘家，一青年农民推着独轮车，小媳妇坐在车上，男角表现用力推，车子左右摆，小媳妇回头回脑又关怀自己的丈夫，又抿着嘴笑，表现着丰收后回娘家的喜悦心情。
    （３）代表军事行动的舞蹈－－摆阵
秧歌舞和军事行动结合称为摆阵，是秧歌舞中最复杂的一种。一般是在两个秧歌队相遇时进行，既要进行舞蹈又要按阵法进行摆阵，所以事先都要进行多次排练，否则当两个秧歌队相遇，或不会民族礼节时，就会被围困脱不出来，这是大丢面子的事。一般有以下三种形式：
    见面礼。当两个秧歌队相遇时，首先要相互致意。先由两个队伍交插编辫，然后每队变化成两行，形成了相对的两支队伍，再由两方饰清朝官员的“老爷”出场，身穿清朝服装，长袍和马褂，头戴顶子和翎子，迈着方步由自己的队伍排尾走到排头，头不晃但翎子能上下前后摆动，如表示骑马时有马僮跟随。当两位官员行至各自队伍排头时，以锡伯语互相致意，然后进行亲近的靠膀礼。
    摆阵。有一字长跎阵和八挂阵，当两队秧歌见面礼行过以后，就进行混合舞蹈，先摆成一字长蛇阵，两队队员，编辫、插档进行，要求不停的舞蹈，又能摆出阵形，变化为一个大圆圈。舞到一个阶段，就改为八挂阵，由一个大圆圈变化为八个小圆圈，每个小圆圈都由两队队员组成。两队都尽量发挥出其表演技术水平，如果配合得好，颇为优美，既有舞蹈，又有队形。然后再变为一字长蛇阵，最后两队分开，致意告别。摆阵的难度大，又必须两队都训练有素才能进行。如一方跟不上就会乱了队形，所以如两队相遇，其中有一队摆阵没有把握时，就会自动在进行见面礼后分开，而不进行摆阵。
    跳龙门。是更复杂的一种，在正月十五左右耍龙灯，如果龙队与秧歌队在途中相遇，秧歌队就要跳龙门，有一定的套数和步法。为供群众欣赏，长龙摇头摆尾要欲将秧歌队挡住，而秧歌队力图闯过去，又要舞蹈，又要表现耍闹龙门的姿态，所以精彩无比。待达到一定高潮的时候，由“傻公子”领着秧歌队按一定的套数和步法跳过龙门，而后两队致意告别。

曾祖父锡龄阿血战平壤的马刀

    我家有一件重要纪念品，即曾祖父保卫平壤使用的马刀。先简介一下平壤保卫战的过程：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急图扩大领土，矛头直指朝鲜和我国东北。1894年3月，朝鲜人民在“东林党”的领导下，以“逐灭夷倭”、“灭尽权贵”为口号，在全罗道发动起义。朝鲜国王请清政府派兵镇压，日本政府为制造战争借口，极力引诱清政府出兵，故意表示：“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乱，……我政府必无他意”。清政府不知是计，反而以为得到日本政府的保证。6月5日，派叶志超、聂士成率淮军一千五百人赴朝，进驻牙山。日政府看到清政府出兵后，即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名，派兵在仁川登陆，并占领汉城附近要地。不久在日本政府支持下成立亲日的开化党，举行叛乱，与日人进入王宫、软禁国王，组成亲日派内阁。朝鲜军兵数万人闻变起而勤王，拟进宫杀尽日人。朝鲜官员也到清军营痛哭求援，终于在光绪帝支持下对日宣战，派军进入朝鲜。计有大同镇总兵卫汝贵率盛军十三营，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率奉军九营，提督马玉昆率毅军四营，副督统丰升阿率奉天练军盛字营和吉林练军六营，共三十二营，一万三千五百入朝参战，进驻平壤。（编者注：据奶奶口述，有锡伯族子弟兵一个营在左宝贵指挥下参加了平壤保卫战，但这一营到底是奉军九营之一，还是另外一营不清）这时本应大军南下进攻入侵汉城日军，但是，李鸿章却置光绪帝的“星夜前进，直抵汉城”的谕旨于不顾，令各军“先定守局，再图进取”。结果四大军入朝后，既不南下攻敌，又不择险据守，只屯兵平壤，给敌军以陆续增援和集结兵力的机会。清廷又赏罚不明，任牙山败将叶志超为各军总统帅。叶志超是个怯敌、昏慵，无能之辈，由于谎报战绩，而被委任赴朝清军统帅。他对战守漫无布置，日与众将置酒高会、坐待日军来攻。日军借此机会大力向朝鲜增兵，总兵力达一万七千余人，对平壤进行包围。在这种形势下，叶志超仍主张“深沟高垒，不战为妙”。此议遭到左宝贵坚决反对，左宝贵慷慨陈辞“现代战争不比从前刀枪时代，炮火很是利害，断非土石所能抵挡，不如趁日本未逼近时，先行迎截，方为上计”。叶志超仍不同意，此时外面警报络绎不绝，左宝贵勃然起座，对诸将道：“宝贵食君禄，尽君事，敌兵已到，只有与他死斗的一法。若今日不战，明日又不战，等到日军抄过平壤，截我归路，那时只好束手待毙了。”于是忿然而出，率所部九个营，孤军迎战。这时日军已逼近，左宝贵亲自指挥与日军展开激战，这时又发现，后队枪支多为废品，有的放不出弹，有的弹未放出，枪已炸破。部将请左宝贵退兵，宝贵叹曰：“本统领早知有今日，所愿多杀几个敌人，就是一死也值得。不料来了一个没用的统帅，又领了一种没用的枪支，坐使敌军猖獗到了这个地步。”于是带领所部与日军反复冲杀，并进行白刃战，不幸宝贵在指挥作战中连续中弹，而光荣殉职。由于宝贵的战殁，全军溃散（摘自蔡东藩《清史演义》）。只有锡伯营，因系子弟兵，在领队率领下，全营挥舞马刀，冲出包围，靠着战马渡江，撤回国内。聂士成和马玉昆所部还可以一战，但由于统帅叶志超怯敌，终于竖起白旗，仓皇退入中国境内。平壤保卫战的失败，导致了甲午战的失败，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
    不久，太爷退役，在家务农，对这口马刀十分珍惜，经常擦磨起舞。太爷去世后，这口刀作为何叶尔家族一项重要纪念品而流传下来。奶奶每谈起这口宝刀，对太爷十分尊敬，并对有这样一口宝刀而感到自豪。奶奶讲锡伯族编入八旗后必须服兵役，由于先祖系打牲部落能骑善射，被编为骑兵，用于冲锋陷阵。太爷身材高大魁梧，戴上军帽头可以触梁。参军后以弓马精良被任命为锡伯营低级骑兵军官。全营接到随左大人（锡伯族对左宝贵的尊称）进军朝鲜命令后，星夜赶制一口优质钢锋利的马刀，太爷对这口刀颇为满意。在平壤保卫战中，太爷用这口刀与日军展开血战，在冲锋陷阵和突围中用这口刀劈了二十几名日本侵略军。太爷退役后，每提起平壤保卫战，既觉得遗憾，又认为败得窝囊。太爷说，如果赴朝清军将领都象左大人那样英勇，清军不致战败，如果叶志超不是妒忌左宝贵，派部队增援左军，左军也不至于几乎全军覆灭。太爷说，就一对一马刀战来说，日本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这口刀就劈了二十几名日本鬼子。太爷以此被村民称赞为锡伯族的好汉。而这口刀，被村民们敬重为避邪宝刀。出于对太爷事迹的自豪感，家中一直把这口刀精心保管而流传下来。村民把这口杀过鬼子的刀当作辟邪神器，每有那一家发生“邪病”，即类似一种神经病，以现在的说法可能是“癔病”，多为妇女，一旦发作起来就胡言乱语，村人迷信也以为“中邪”了，于是到我家请去这口宝刀，摆在佛前，加以供奉，传说由于这口宝刀辟邪，把牛鬼蛇神吓跑了。这口刀我见过，刀上有斑斑血印，是日本侵略军的血。遗憾的是在“九一八”以后，父亲担心这口宝刀被日本人收去，将这口刀埋于地下，埋于何处我不知道。解放后我一直想将这一珍贵文物找出献给文物馆，但无从下手，只能期望有一天它能重见天日。

勇敢机智的锡伯族妇女

    锡伯族妇女在清末仍保持着打牲部落的遗风。她们不裹脚，性格爽朗大方，能和男人一样参加劳动和户外活动，并且机智勇敢富于应变能力，在锡伯族中传颂着许多动人的故事。
    （１）锡伯族妇女吓跑了胡子
    在东北称土匪为胡子。清末日俄在我国东北开战，腐败的清政府已无力维持社会治安，因此胡子十分猖獗，东一绺子西一绺子，蜂拥而起。他们到处打家截舍骚扰百姓，害得百姓不得安生。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岳士屯村的人们为了自卫，不得不武装起来，村中不但筑有围墙，而且四个角设有炮台，一但有情况全村进行抵抗。
    胡子队大小不等，多者几百人，少者十几人到几十人。一般说大帮胡子多少有点纪律和家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盗亦有道。但小帮胡子就谈不上什么纪律了。岳士屯村对大帮胡子一般采取讲条件的办法，即由村中有钱的大户出头，给胡子所需的一定数量的钱物而和解，但对小帮胡子就采取坚决抵抗的办法。由于岳士屯村的男子大多数在清朝都当过兵，会弓、马、箭，也会打枪，当时的武器主要有大抬杆和老洋炮，一些青年妇女为了自卫也学会了打枪。所以，一般的胡子队对岳士屯村有所畏惧，说鞑子屯去不得，生性，敢拼命。一次一个胡子队派探子到岳士屯村侦察，得知村中男子都到田里劳动去了，于是胡子队乘虚而入，但被村民发现了，立即回村敲钟和吹海螺报警（岳土屯紧急情况信号），于是妇女们头扎白毛巾立即上了炮台，大抬杆和老洋炮齐鸣，胡子头认为男子们仍在村中，早有准备，并没下田劳动。气得大骂探子：“妈了巴子的，没用的货！！”，立即下令撤退。从此，在胡子队中就传开了，都说鞑子屯“蝎虎”，真拼命，往后少惹他们！
    （２）智斗沙俄兵
    日俄战争时期，沙俄士兵纪律特别不好，抢老百姓的东西，抓民工，随意奸淫妇女。沙俄士兵所到之处，吓得妇女们都赶紧躲藏起来，也叫“跑毛子”。一次某锡伯族村突然来了沙俄兵，人们都纷纷逃离，一名青年妇女未来得及跑，情急生智，爬上一棵高大的柳树上，这时一名沙俄兵也追过来往树上爬，沙俄兵越往上爬，青年妇女也越往高处爬，一直爬到嫩枝叉上，沙俄兵就不敢向上爬了，于是就用俄语喊“上高！哈拉少！”（是一种协和语）意思是叫这名妇女下来。这名妇女一看沙俄士兵赖着不肯下去，就使劲地摇动树枝，沙俄士兵不敢动也不肯下，两下僵持了许久，这时沙俄军队的集合号响了，这名士兵才不得不下树。使这名青年妇女总算逃出了被污辱的命运。这名青年妇女大胆而机智的举动深为村内青年男女所佩服，但有些爱开玩笑的青年人一见到这名青年妇女就嚷“上高！哈拉少！”
    又有一次一名沙俄士兵闯进一家农民院内，家中只有一名17岁的姑娘在炕上火盆里烧大豆吃，她一看跑不开了，急中生智，临危不慌，将灰抹在脸上，并把头发披散开装疯，当沙俄兵进入屋内时，她就饰鬼脸喊“吃豆！吃豆！”沙俄兵一看是一名疯子就赶紧走开了。
    （３）吓跑饿狼
    岳士屯村在春节前办年货都到新城子镇，一次一名妇女只身一人去新城子镇办年货，她买了香、蜡、鞭炮，还有一些食品，便喜气洋洋地往回走。镇距村约八里路，途中有一废弃砖窑，都叫它老窑，恰好为路程的一半。当这位妇女经过老窑时，突然跳出一只狼，尾随在她身后。那时村里人都知道老一辈人对付狼和狗的经验，即狼怕摆计，狗怕站。就是说遇到狗时，你越跑，它越咬你，而你要站下，它也就不管你了；而狼狡猾，且疑心大。如果你遇到狼，你要装模做样，东一下，西一下，它以为你有什么计谋，因而不敢上前。这名妇女在危急时刻，就想起了老一辈的经验，于是就拣起路旁的石头，东摆两块，西摆两块，手中也拿两块。然后又东敲敲，西敲敲，果然狼不敢紧随她往前走了，在石头旁东闻闻，西看看。这时这名妇女借机急往前行，走一段路再摆一个石阵，当狼观察第二个石阵时，她又借机前进，就这样摆摆进进，越往后狼的速度也就越快了，她也将到村头了，这时这名妇女一看计谋可能被狼识破，于是就拿出春节祭神用的一挂鞭炮叫“十响一咕咚”，即每隔十只鞭有一只爆竹（也叫麻雷子），用火柴点燃向狼扔去，只听“噼啦啪啦，咚－”，把狼吓得闻声而逃。这名妇女也安全地跑入村内。

     锡伯族冬季的两项集体体育活动  

    （１）卷熊头
    为锡伯族聚居乡一种冬季体育活动。卷（juan）为踢的同意语，系锡伯乡的土语，熊头为锡伯语琼Qiong头Tou的音变。琼头实为一种土生土长的足球，外壳以牛皮制成，内胆用猪或牛膀胱，充以气。在锡伯族村冬季农闲时，晚间青少年集中于小学校体育场，展开这项体育活动。人数不限，一般按居住前后街分开，摆两块砖为大门。在“九一八”前后的年代，都是穿靰鞡踢，因内垫靰鞡草，就是踢到腿上也不会造成伤害。规章很少，除不准用手外（守门员可用手），无其它规章。可以扛、可以用身体撞、没有角球。人数也不需对等，也可以中途加入或退出，也不设裁判，时间也没有限制，玩得通身是汗，尽兴而止。这种运动也随西迁新疆的锡伯族带到新疆。在这里要纠正一项错误的传说。即琼头音变为熊头，辽宁锡伯族到民国成立以后，会锡伯语的多为老人，青、壮年多数不会锡伯语，也就不知道琼头为足球的含意。于是有一种传说，清太祖率部攻打锦州，大败于明守军熊廷弼，引恨而殁。清军为振作士气和冬季锻炼身体，把土制足球改称熊头，军士踢之以泄愤。经查一些史料，大败太祖军使太祖饮恨而殁者，非熊廷弼而是袁崇焕，两者相差远矣，应予以澄清。
    （２）抢兵
“抢兵”是另一种集体体育活动，也是人数不限，按前后街分开。为显示出区别，一方将帽子反戴。操场两端各画一条边线，两方轮流为抢方或卫方。活动方式：两方都各自在端线站好，由抢方提出抢对方的某某人，然后开始，两方相对奔跑，卫方保护被指明对象，向对方边线跑，如跑过边线前被抢方抓住，就算抢方胜利。进行时双方激烈的对抗，抢方要向卫方进攻，以便抓住指名对象，卫方就要“拼命保护”，而且还要冲破抢方的包围向端线奔跑。没有什么规则，进行时可以拉、挤、钻、摔，就是不能打斗。抢兵时不止斗力，也进行斗智。因进行这项体育活动，多在傍晚和夜间，又都戴一顶冬季的帽子，到跟前才能看清。于是卫方就采取以假乱真的办法，用另一名佯装被抢对象，并用若干队员保护，这时抢方拼命向里攻，卫方全力保护，最终被抢方攻入，抢到了冒名顶替者，才知上当，这时真的被抢对象，已在少数人保护下，越过端线，取得胜利。因此，抢方也要有两手准备，既要正面攻击，又要防止偷渡，斗智斗力，十分精采，而且在进行时两方都大喊抢兵喽！抢兵喽！惊天动地，热闹非凡。

室内游艺--耍“嘎拉哈”     

    “嘎拉哈”汉语为拐子，以猪拐为主，有时也参入一些羊拐子。每家都积累几十个以至百个，玩耍的时间在正月，一般初五以后，在室内炕席上玩或在羊毛毡上玩。参与游戏的多为孩子，主要是女孩。男青年有时也参加其中的一种，即抓“嘎拉哈”，“抓”土语变音cua。“嘎拉哈”玩法很多，一般有以下几种：

（１）抓“嘎拉哈”，又名抓“子儿”
    女孩玩时用“钱码头”，即约十个铜钱用线绳环串在一起，参加人数一般二至四人，用掷色子或猜拳决定谁是第一家，然后按顺序进行。玩耍的方法：手捧着“嘎拉哈”掷于毡上，毡上“嘎拉哈”显示出正、驴、壳、背等不同的面，玩者将“钱码头”扔起，然后用手抓同面的一对，不能碰其它的“子儿”，同时要接着落下的钱码头，即算成功。成功后继续掷，直至将对子抓完或因碰到其它“子儿”犯规而中途停止，抓得的“子儿”放在已方，以备最后判别输赢。依次进行时，第二名将剩余“嘎拉哈”重掷，依以上方法进行，然后继续按顺序进行，直至“嘎拉哈”抓光为止，最后按各自抓到的“嘎拉哈”数目计算输赢。男青年抓“嘎拉哈”为另一种方式，用铅球而不用“钱码头”，铅球有鸽子蛋大小，玩时先将“嘎拉哈”堆在毡上，然后将铅球向上扔，待铅球落于毡上反弹起来，用两手捧“嘎拉哈”并接住铅球，然后传下家，依次进行。
    （２）撂正
    将三枚“嘎拉哈”握于手中，向毡上撂，如出现正，即为个人所有，依次进行。但出现三个相同的面时，即三只都是正、驴、壳或背时，叫做“包子”，其他家可以抢，谁先抢到就归谁所有，叫做“抢包”。
    （３）捏牛
    将“嘎拉哈”捧于手中，向毡上撂，尽量散开，其中背面朝上者为“牛”，玩者用姆指和食指捏住一角，置于身傍。捏时不能碰到其它“子儿”，中途不能落下，可直至将“牛”捏光，如发生以上两种情况，即停止进行，转入下家，重新开始。
    （４）贴壳
    “背”的另一面朝上为壳。玩法与捏“牛”类似，但不是捏“嘎拉哈”的一角，而是用食指按“壳”的中心，把“嘎拉哈”贴到自己身旁。
    （５）弹对
    玩法与抓“嘎拉哈”近似，但不是抓对而是弹对。将“嘎拉哈”掷于毯上后，用大姆指压中指弹相同的“子儿”，如正、驴、壳、背，相撞后就将这一对归庄家，如没撞上或碰到其它“子儿”，即算犯规，依次由下家进行。
     还有一些其它玩法，如“老聒叨”等。 

锡伯族的宗教

    锡伯族主要信仰喇嘛教。锡伯族居住于内蒙呼伦贝尔时已经信奉喇嘛教，随着民族迁往盛京，将喇嘛教也带到盛京（今沈阳）。沈阳市郊区的锡伯族村差不多都有喇嘛庙，如岳士屯喇嘛庙建筑得庄严肃穆，佛殿前后都有伟岸如盖的苍松，殿前有钟鼓二楼，有两位喇嘛，别村也大体如此。有佛事时都是几个村的喇嘛相互配合，凑够八人笙管笛箫乐器手才能配齐出一台经。
    锡伯喇嘛经属北塔派，有别于黄寺派。《满族研究》1991.3期，赵志强《北塔法轮寺与蒙古族满族锡伯族关系述论》一文对北塔法轮寺有详细论述。仅概括如下：北塔始建于崇德五年，法轮寺于崇德八年三月动工，顺治二年六月告成。改为“满洲喇嘛寺”始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初一日，谕曰：“盛京乃满洲根本之地。在彼处，宫殿俱在，且我满洲经现亦即将修成，理应建立满洲喇嘛寺一座，以弘扬黄教。在盛京，喇嘛寺院甚多。著将此寄信与弘响，于彼处喇嘛寺内择一略大者，作为满洲喇嘛寺……其空出之寺，彼处包衣牛录及八旗满洲、锡伯内若有愿为喇嘛者，或选二、三十人，或四、五十人作为喇嘛，照例得给钱粮。”还谕“于京师诸喇嘛内挑选善长于满洲经者二名，从速派往盛京，作为彼处达喇嘛，如同香山，教彼处满洲喇嘛以满洲经。”接得乾隆谕后，在盛京由将军弘响勘造寺院，挑取喇嘛并筹办供支事项。是年五月初五日，他奏称：“在盛京之喇嘛寺：实胜寺、长宁寺、东塔永光寺、南塔广慈寺、西塔延寿寺、北塔法轮寺，共喇嘛寺六座。其中，北塔法轮寺较他寺地势高且宽阔，似可作为满洲喇嘛寺”（摘自赵志强前文）。经乾隆批准，满洲喇嘛寺建立后，挑取的“满洲”喇嘛并不是满族人，都是锡伯人。作者认为锡伯族在呼伦贝尔时已信喇嘛教，因锡伯语大体上又与满洲语相同，所以“满洲喇嘛”寺变成锡伯喇嘛寺这也是特殊条件下促成的。又根据作者家乡岳士屯的传说，当年沈阳市喇嘛念经有两派，一派为北塔派，会满文经和藏经，另一派为黄寺派会蒙文经和藏经。凡锡伯族各乡喇嘛往往到北塔进行深造。不知从哪年始北塔大喇嘛俗家为岳士屯新房子何家，如“九一八”时大喇嘛为作者堂兄（远房），作者父亲搜集锡伯族族源资料时，他曾协助翻译太平寺碑文，一直保留我处，在“文革”中损失，解放前喇嘛也姓何，论起来为作者侄辈。据说北塔与太平寺间有密切关系，北塔虽非家庙，但我乡一些锡伯族进沈阳市时，也可以住在那里。有关锡伯族信仰喇嘛教的活动如下：
    供俸。锡伯族一些家庭除供俸佛、菩萨外，还供俸宗喀巴，佛前摆七宝，即水、水、花、香、灯、水、塔，不同于汉族只摆香炉。
    开光。在春节前夕，佛龛和佛像都用黄色绫子遮起来，正月初五以后由喇嘛在佛前诵经后，黄绫子才能打开，称为开光。诵经时男主人和男孩子都要参加，跪在佛前。做一次开光佛事要根据家庭经济状况，献给喇嘛几角钱几块钱不等。
    顺星。正月初八为顺星节，每家用高粮米面做成佛灯，灯碗内加入豆油和彤草为灯捻，数量五十只或一百只，点燃后送往喇嘛庙，喇嘛在佛前迎接，敲磬、诵经和摩顶，时间不长。按宗教说法可在佛爷保护下，一年顺顺当当。
    嘛呢会。在“九一八”以前每年一次，都是老年妇女，因有人赞助，花的钱也不多。佛事要连续几天，吃住在一起，有喇嘛念经。老年妇女除参拜外，只念一句真言，即啊喇呀叭噜－－唵吗呢叭嗒嘛哞，手持一百零八珠的念珠，念一句数一个珠。
    念会经。这是一种家族儿童聚会，每年一次，一般在冬季。同祖的聚会，以主办家为主出费用，其他参加者少出一点。届时到庙上请十二本藏经，样式如折子但很大，谁家主办由谁家扛经头。请喇嘛出一台经，杀一口猪，以白肉血肠招待与会者。喇嘛念经要由白天到深夜，对待喇嘛凡成年人特别是四十岁以上的比较虔诚，孩子们主要是好奇，例如，晚间念经有飨鬼一段，这时作法事的喇嘛作出见鬼的表演，眼睛直盯地下，表示鬼来了，一手摇铃，一手摇用人头骨制的“波浪鼓”，然后向地下洒米，表示飨鬼。这时有的孩子想看又有点害怕。有时孩子们也学喇嘛开玩笑，例如喇嘛念经时用满语，其中有一段如两手捧物，孩子们就学他们那个动作，然后用汉语谐音，如“吃肥的、吃瘦的、就是不吃没肉的，金喳！金喳！”惹得轰堂大笑，只要长辈不在场，青年人是无所谓的，当然不能让喇嘛听见。
    孩子们正式聚会是在夜里，参会的孩子年龄大约在７-15岁。在两间大屋子里，对面炕上都摆上桌子，孩子们围桌而坐，这时由族中长者向孩子们祝福。祝福后由孩子们自己做锡伯族的传统风味食品－－星星饽饽。是高粮米面的，用开水烫熟，然后搓成小球，用姆指和食指捏成围棋子大小的点心。这时长辈为引起孩子们的兴趣，故意说“反话”，如说“要好好做饽饽，不要做猪八戒、孙猴、酒壶等”。这样一讲引起孩子们的兴趣，这个做猪八戒，那个做孙猴，有的做酒壶，也有的做磨盘，千姿百态。孩子们还以制品互相比较，真是喜气洋洋，热闹非凡。这时长辈又出面了，向孩子们说“不要胡闹了，赶紧做星星饽饽”。于是大家又赶快做星星饽饽，做好后用猪油拌红糖来炒，每个孩子一大碗，香喷喷的，孩子们饱餐一顿后，这时已超过夜里12点，孩子们才余兴未尽地散去。次日喇嘛回庙，藏经仍由与会者扛回庙中，会经结束。
    除以上这些佛事活动以外，每年春节都将拜喇嘛放在首位。锡伯族拜年有别于汉族，除夕一次，叫辞旧岁；初一又一次，叫贺新年。一般在除夕晚间属于同一祖宗的集中在一起，向祖宗叩头后整队前往喇嘛庙给“喇嘛爷”拜年。     参拜九世班禅。从锡伯族喇嘛教信徒参拜九世班禅一事，既反映出宗教信仰，也反映出民族团结。在1931年张学良为加强民族团结，请九世班禅来东北讲经说法，先到沈阳市，在北市场黄寺喇嘛寺坐帐。锡伯族信徒纷纷前往参拜，我乡有十几名老太太联合前往，我的祖母参加了这一行动。乘火车到沈阳后，改乘有轨电车，到小西边门下电车，然后一步一叩头到黄寺，约三华里。到黄寺后参拜班禅大师，由班禅大师摩顶受记，并每人请班禅大师像一张，献大洋捌圆，我家一直保存一张，供于佛像傍，解放后遗失。当时村中成年人都谈论五族共合，也受一次民族团结教育。
    总之在20年代末锡伯族主要宗教信仰为喇嘛教，老年人虔诚，中年人一般，老年人中老太太更为虔诚。记得祖母已七十几岁，每天用手巾擦一遍佛像，除上香外，早晚都面对佛像念一句“啊喇呀吧噜，唵吗呢叭嗒嘛哞！”然后趴到炕上向佛像叩头，叩头后站起来，重复一百零八次。早晚两次就二百一十六次，我想这是一种很好的体育锻炼，祖母很少生病，到八十七岁高龄，无疾而终。

锡伯族萨满

    关于锡伯族萨满，贺灵在《锡伯族研究》和《锡伯族历史与文化》中已有较详细的论述，所以在此不再重复，仅加以简要概述并补充一点20世纪20～30年代沈阳市周边农村萨满活动的点滴实际情况。
    按《辞海》解释，萨满为一种原始宗教。萨满是通古斯语的译音，即巫的意思。认为世界分为三层：“天堂”为上层，诸神所居；地面为中界，人类所居；“地狱”为下界，鬼魔所居。又按贺灵的论述，“萨满”正确的读音应为“Samen”，疑是“Sar-nane”一语的音变，Sar是锡伯语“知道”或“通晓”之意，mame是对任职女性的尊称，本意是奶奶。因为当时的萨满自称是各种神灵的“使者”、“代言人”，通过各种仪式“预言”各种事情，因此在人们心目中成了无事不晓、无事不通的人。又因为最初的萨满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而萨满者是女性，故称Sar-mame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也合乎情理的。20世纪20～30年代在沈阳市周围各县，萨满主要流传在锡伯族聚居的农村，信奉者寥寥无几，萨满地方土语为“刹摩”，都是男性担当，都是兼职，半公开活动。祈求萨满有以下三种情况：
    （１）治病
    多为“邪病”和疑难病症，所谓“邪病”就是现在的癔病和神经病，患者胡言乱语，农村迷信，往往以为是黄鼠狼、狐狸等作祟，或是得罪了鬼神；疑难病症就是久治不愈之症，采取有病乱投医的态度。刹摩治病收钱不多，一旦治愈就要送礼或横幅。跳神可在患病者家中，也可以在刹摩家中佛堂。刹摩也给药，如对“邪病”往往给三粒杏仁，每粒上刻一个字，连起来为“快走去”，或画符于黄纸上，烧成灰用水合后饮入腹中。
    （２）消灾祈福
    （３）预测未来 如年成如何，是否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我辽宁时，老百姓也问“刹摩”日本鬼子何时能垮台等等。
    萨满具有一整套的跳神工具。
    神帽：形如古代的武士盘盔，用铁片制成，帽子前面中央有一块玻璃镜，叫“照妖镜”。
    布裙：上面围12条飘带，带上绣有各种图案。
    护心镜：为铜铸用绳串上挂在脖子上，放于胸前，与妖魔斗争时起护心的作用。
    腰铃：亦为铜铸，用皮带缠在腰间，跳动起来因震动而发出声音，把妖魔鬼怪吓跑。
    神鼓：用山羊皮做的单面鼓，作法时敲鼓驱鬼，鼓没有把手。这与汉军“跳大神”所用之有把手的太平鼓有所不同。
    萨满活动有三种形式，一种是到萨满家登门求医，萨满穿上法衣为其驱灾治病；另一种请萨满到病人家中为病人治病；第三种为大型活动，要表演上刀梯、开天门等等。作者曾听佟汉臣老汉介绍过20年代岳士屯村萨满活动情况。
     佟老汉与作者同村，长我一辈，解放后同在一个工厂工作，他能说锡伯语。他曾给作者介绍过我村“跳大神”情况。大神即萨满，自称神附体以后可刀枪不入。佟老汉当时与另外一名锡伯青年都不信邪，准备了一只缝鞋用的锥子，计划在大神附体喊刀枪不入时，扎他一锥子，看看是否刀枪不入。大型活动都在较富裕之家，高房大屋能容纳几十人，可立起刀梯，抡开铡刀。萨满戴上神帽，身着法衣，喝几口酒然后开始，开始是祷告和念咒，不久就全身抖动，身上铃声大作，神接着附体，然后在地上作萨满舞并进行跳跃，边跳边唱，紧接着答听众询问的吉凶祸福。萨满先说锡伯语，20年代在岳士屯尚有一些老人和青年人通晓锡伯语，问答用汉语。最精采部分是神附体以后，可赤脚登刀梯。刀梯用两根木杆竖起，捆上杀猪的尖刀，刀刃向上，萨满登上然后再下来。再后是开天门，用铡草用的铡刀。萨满先脱光上身法衣，摘下法帽，手执铡刀，一边用锡伯语唱，一边抡起铡刀砍向自己，先砍肚子，然后砍脑门，砍时旁边有一名助手，在腹部或头部垫一根高粮秸，铡刀砍到腹部或头部时，高粮秸被砍断，而腹部或头部无损。这时这位萨满开始用普通话神化自己：神一附体就可以刀枪不入，谁要不信就试试，不过得罪了神，神就会罚他在地下拱豆半。这时佟汉臣和他那位伙伴都有点顾虑了，如果真让神惩罚在地下拱豆半，那就当众出丑了！但又不太相信能周身刀枪不入，于是那位伙伴决心一试，一旦受神的惩罚时，要佟汉臣届时拉着他，勿使他拱豆半。两人谈妥后，这时神又附体，萨满又开始答听众问，佟汉臣那位伙伴乘萨满没留意时，挤到跟前，一锥子扎进萨满的臀部，萨满一哆嗦，恢复常态，当众宣布神有要事离开，今日法事到此为止。事后这位萨满亲自到佟汉臣家，对汉臣说：我不过是混碗饭吃，不可能刀枪不入，望高高手让我过去。佟汉臣老汉虽然向作者讲了上诉情况，但为什么登刀梯和开天门，未伤着脚和头，到底是硬气功或是技巧也还是说不清楚。附带简介一下，汉军旗人的“大神”，作者在10岁左右在母亲的姥姥家看过一次。大神附体以后，先用一种特殊语言说唱，可惜我不懂少数民族语言，也就不知道是哪一个民族的语言。他表演上刀梯和开天门，与锡伯萨满类似，法帽和法衣也相似，鼓曰太平鼓，有把手。由于这一带与锡伯族错落杂居，大神到底是锡伯族或汉族也不清楚。跳神时有两人对唱，这与锡伯萨满不同，仅录其不完整的两首，供读者参考：

歌唱菜

 问                 答 

甚么菜白               白菜白 

甚么菜黑              海菜黑 

甚么菜常在空中飞   云菜（彩的谐音）常在空中飞 

甚么菜爱穿什样锦        ×××××××× 

抛下了甚么菜泪双垂 抛下了萝卜缨子泪双垂

歌唱鸟 

问 答

 甚么鸟白 天鹅白 

甚么鸟黑 老鸹黑 

甚么鸟常在空中飞 鹞鹰常在空中飞 

甚么鸟爱穿什样锦 野鸡爱穿什样锦 

抛下了甚么鸟泪双垂 抛下了秃尾巴鹌鹑泪双垂 

喜利妈妈崇拜 

(哈什胡里·启昆)

    喜利妈妈是锡伯族最古老的宗教信仰传承之一，是锡伯族崇拜的庇佑人口兴旺和家宅平安的女祖先神。
    根据祖辈讲述与调查资料，经过分析研究，就喜利妈妈在锡伯族信仰、习俗中的地位、喜利妈妈与萨满教之间的关系、喜利妈妈的传说、喜利妈妈的祭祀物、喜利妈妈是俗信而不是迷信、喜利妈妈与佛朵妈妈的区别，以及喜利妈妈崇拜在民族识别工作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分别解说与评述。
     一、 喜利妈妈在锡伯族信仰习俗中的地位
    从锡伯历史与文化调查资料看，在宗教信仰习俗方面，既有原始宗教最初形式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与祖先的传承，以及与此相关的萨满教，也有人认为宗教的佛教及其分支的喇嘛。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基础的改革，锡伯族人的宗教观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信仰习俗也有了新的变易。据锡伯族老人传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土地改革之后，农村的寺庙都扒除了，供奉的释迦佛、宗喀巴佛、关羽佛等早已没人信了，祖神（图腾）匣、喜利妈妈，却尽力保持着，有的人家现在依然供奉着。这就说明，在锡伯信仰习俗的思想观念中，对于奉为庇护本民族人口兴旺祖灵的崇拜，胜过其它所有崇拜的神灵。
     二、 喜利妈妈与萨满教之间的关系     喜利妈妈崇拜，系锡伯族原始宗教的祖先崇拜；而祖先崇拜又与萨满教相关联。察尔查布锡伯自治县《萨满歌》的发现，以及贺灵的《萨满教及其文化》论文的发表（见《锡伯族历史与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页203-346），为喜利妈妈的研究，提供了极为可贵的资料。 首先，《萨满歌》中所反映的山林湖河名称，与喜利妈妈传说中的所讲到的地理环境，颇为相似。彼此均有互补性。如，《祈告、祝赞、祷告神歌》中，提到二十余个山林和湖河之名，其中的唐努山（在今俄罗斯境内）、阿尔泰山（在蒙古国境内）、嫩江、松花江、阿尔坦淖尔等，都与古代锡伯族猎牧地有关。
    其次，《萨满歌》里所出现的十余种动物图腾崇神，有的图腾如鹰崇神（安初兰），今天尚有遗存。我到新民县调查，在张家屯乡乌牛堡子高姓（宫鄂哈拉）锡伯家里，就看到西墙上的祖神匣，匣里装的就是一只人格化了的大鹰崇神（这家主人说，他们家的祖先是“一只大鹰”）。这家也供有喜利妈妈；是图腾崇拜遗留与喜利妈妈崇拜并存。 再次，《萨满歌》中提到了十余个祖先神灵，如伊散珠妈妈（锡伯族萨满祖师），妈妈墨尔根（锡伯族萨满保护神之一），在萨满教诞生之前，喜利妈妈崇拜，就已经出现了。
    总之，从《萨满歌》的发现，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几个方面，都为喜利妈妈的研究，提供较为科学的依据。
     三、 喜利妈妈的传说 喜利妈妈崇拜是怎样形成的，喜利妈妈的具体形象是怎样的，查阅历史典籍，均无记载；能够做出正确回答的，只能是要靠锡伯族自身世代流传下来的民间传说。调查发现，人们讲述喜利妈妈的来历时，有误将佛朵妈妈以及大青、二青、乌鸦、黄狗救驾努尔哈赤的传说，讲成喜利妈妈的传说。这是不对的。喜利妈妈的传说，自有其传说在。根据锡伯族老人的讲述，这里简要介绍几个：
    1.在大兴安岭老家时，老先人以打猎采集为生，把小孩装在皮口袋里，挂在树杈上，由喜利妈妈照看着。锡伯族供喜利妈妈，是求个吉祥，是保护小孩的（新民县三道岗乡佟家屯农民佟玉书讲述）。据55岁的佟玉书介绍，这是他太太给讲的，当时他九上岁；太太还给他起个锡伯族名，叫连成。这个传说虽很短，但却是较为完整的喜利妈妈传说故事的原型，因而 是十分可贵的。
    2.聪明美丽、智慧勇敢的喜利姑娘，制服了旱魃。战胜了灾难，保护了锡伯民族繁衍，被尊为“喜利妈妈”。这个传说故事很长，只能讲讲简化的故事梗概。 很久以前，在大兴安岭里活动着一支打牲部落，大人们打围采集去了，剩下孩子和老人留在洞里，由喜利姑娘和阿谋照看着。时光一天天过去，打围采集人未归。老人相继离开人世，只剩下喜利姑娘父女和九对童男童女。为了生计，喜利姑娘背弓挎箭，带着猎犬，上山打牲寻食。事不凑巧，遇上火山口喷火，接着又是百天大旱，整个山林草木都枯槁了，飞禽走兽都跑到远方去了，喜利姑娘父女和九对童男童女的生命受到了严重威胁。
    在这危难关头，一白发老人指明了解救的生路。聪明的喜利姑娘，照着老人的指点，乘上仙鹤，乌鸦、喜鹊从旁保驾，直飞天宫，从玉帝那里借来了“捆魔锦带”。宝库守护官海尔堪（传说他是玉帝少子，专管下界牲畜之神），又送她一条清凉玉带，以防魔火烧身。勇敢的喜利姑娘，从天宫回来，把清凉玉带往头上一扎，挟起捆魔锦带，直向火山口奔去，顶着热浪火舌，冲到火山口边，踊身一跃，跳进喷着火焰的洞中，锦带把兴妖作怪的旱魃，紧紧捆住，倒在洞底，死掉了。大火灭了，万物复苏了，大兴安岭森林和呼伦贝尔草原更加生机勃勃，郁郁葱葱。锡伯族的九对童男童女得救了，老阿谋也活了下来了。
    不过，喜利姑娘并没死，她把九种不同色彩的锦带，送还玉帝七种，就是雨过天晴挂在西天的赤橙黄绿青兰紫七色彩虹，把“天带”、“地带”留了下来，拧成一根绳拴在洞内，成为驱妖避邪、消灾免祸的传代宝绳。
    后来，九对童男童女结成九对夫妻，组成九个小家庭，又各自生下九个儿子，九个姑娘。他们外出渔猎时，总把孩子装在皮口袋里，吊在天地绳上，以免野兽伤害。喜利姑娘主动为他们照看着，就这样照看了一代又一代。因为她保护锡伯族有功，尊称她为“喜利妈妈”，保佑锡伯人繁衍昌盛。直到今天，她还被锡伯族人供在西屋西北墙角上，（详见《沈阳锡伯族志》页227-238）。
    3.又一传说，喜利妈妈是两千年前锡伯族的祖先拓拔鲜卑的开国皇帝--成皇帝拓拔毛的救命恩人。如将此传说加以浓缩，其故事梗概是这样的：
    西汉宣帝地节年间，平陵侯范明友发现家奴毛毛脚心有五个红痣，便将毛毛视为真龙天子，叩头跪拜。夫人与其窃窃私语，欲将毛毛装入木笼囚车，押往京城请功。话被喜利妈妈听见。喜利妈妈将范贼夫妇密谋之事，告诉了毛毛，并对毛毛表明了身世：“你我都是鲜卑族拓拔氏人，十年前，范贼征北，俘我山民上千，归军中为奴，你祖辈世为酋长子，均被范贼杀害，我把你收为亲子，才免于难。”并叫他“起兵南征，雪此仇恨”。随帮毛毛越墙逃走。范明友发现毛毛逃走，便派亲兵追抓。毛毛钻进一村内柴洞，一只黄狗蹲在洞口，追兵没找到，收兵回府。范明友看没抓到，听军事谋算，又命马丁率伍原道追赶。毛毛来到茫茫草原，趴在一土坑内，经乌鸦遮挡，追兵又原路撤回。
    毛毛回到大鲜卑山，被鲜卑部落推举为大可汗--大鲜卑国成皇帝。成皇帝选派精兵一队，亲自率领到范平陵侯府接喜利妈妈，不料喜利妈妈已含冤离世。成皇帝十分悲痛，颁照天下：（1）封喜利妈妈为福神，族人永远供奉；
（2）封家犬为神犬，族人不得伤其身，食其肉。（详见《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首次锡伯族历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讨论回文集》2-3集，页54-58）此传说由锡伯族老人吴竹芳（78岁）口述，吴长春整理。上面列举三个传说,并略加介绍其故事梗概，意在说明一种观点，“喜利妈妈传说，自有其传说在”，保存在锡伯民族口头传承中，应该很好地发掘整理，以体现锡伯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应该很好地发掘、整理，历史上所造成的误传，应进行一次认真的清理，扫除蒙在锡伯族信仰习俗上的灰尘。当然这不单是一种观点而已，它还是锡伯族的民间文学瑰宝，对锡伯族的历史学、民俗学的研究，都是弥足珍贵的资料。
     四、 喜利妈妈的祭祀物
    上述传说，告诉人们，延续到今天，喜利妈妈是神话了的人，是锡伯族的女祖先。可是我们供奉的是具体的祭祀物，用它来表示意念中的抽象物。这样，对于起祭祀物，就有研究的必要。 从祭祀物的制作结构来看，可分为天地绳和象征物两部分。天地绳是喜利姑娘留下的传世宝物，是结构的主体。它的制做很有讲究，要请子孙满堂、家中人口兴旺的两位老太太来做。就股绳从中间分开，用反劲往两头搓，长一丈九，或两丈九。两端各绑一个树杈，表示天地绳吊在两树之间，要有一定高度，孩子装在皮口袋（后演化为摇车）里挂在上面，不致被野兽伤害。天地绳上拴的象征物初为三种，即弓箭、箭袋、扳子。后增添到九件，除前三件外，还有嘎拉哈、布条、摇车、小靴子、铜钱、木锨等，大小在40厘米左右，用桦树皮制作。每件都有其特殊的象征意义。生男孩往天地绳上挂弓箭、箭袋、扳子，象征孩子长大成为游猎的勇士、作战的骁将；生女孩往天地绳上挂布条，象征她长大成为缝制衣物及操持家务的能手；嘎拉哈象征新一代第一个男孩降生增加一辈人（借用嘎拉哈“背”的音）；靴子和大钱，象征当官富贵，木锨象征农业丰收等。喜利妈妈供在每姓的老院，当一户新家分出独立生活后，生了长子，为保佑孩子平安，另立喜利妈妈时，要举行隆重仪式，杀猪宰羊，款待客人。
     五、喜利妈妈是俗信而不是迷信 综上所述，从喜利妈妈在锡伯族信仰习俗中的地位，喜利妈妈与 萨满教之间的关系，喜利妈妈的传说，以及喜利妈妈祭祀物等几方面的论述，很自然地联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喜利妈妈的原始宗教的信仰习俗属性，与人为宗教主要指佛教及其分支喇嘛教如何区分的问题。
    从辩正唯物主义与无神论观点观察问题，宗教是相信和崇拜超自然的神灵的意识形态。应该说，原始宗教、人为宗教都是如此，是不容置疑的。但细致分辨起来，喜利妈妈的原始宗教的信仰习俗（以下只提喜利妈妈）与人为宗教主要指佛教及其分支喇嘛教（以下简称人为宗教）之间还有明显的不同。
    第一、喜利妈妈没有固定的信仰组织，人为宗教则有，如佛教会。
    第二、喜利妈妈崇拜的是自己民族的祖先神，在人们信仰的观念中并未把她推到至高位置；人为宗教则不然，它有特定的最高崇拜偶像，如佛教的佛，伊斯兰叫的安拉（几真主）等。      第三、喜利妈妈是自我的崇拜，没有支配信仰的权威，根本找不到任何人创造的痕迹；人为宗教则不同，它有创始人，成为支配信仰的权威，如佛教的释迦牟尼，基督度教的耶酥，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等。    
  第四、喜利妈妈没有构成什么信仰体系，更没有形成什么学说；人为宗教则有其理论的哲学的完整体系，也有自成体系的经典。锡伯家庙“太平寺”里的锡伯族喇嘛，过去念有《甘珠尔经》等，但这与喜利妈妈无关。
    第五、喜利妈妈崇拜没有什么可遵守的规约；人为宗教的教会则有严格的教规、戒约、圣训等。
    第六、喜利妈妈崇拜只是习俗传承，根本没有什么专司人员；人为宗教则有其专职的执事人员，即所谓宗教职业者。
    此外，人为宗教有自己 的活动场所，有活动教服、神具、法器等，宗教意识十分明确自己是宗教的信徒，而喜利妈妈信仰习俗，全然不讲这些。 这种区分，还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区分，在判定喜利妈妈崇拜特性上，限定了只能是在信仰习俗之内。喜利妈妈崇拜是俗信，而不是迷信。这样思考的理论根据是：
    首先，喜利妈妈是锡伯族对远古时期母系祖先的崇拜，是“母系祖灵上升为神灵”的意识反映。据《中国通史》“先秦古代文化的创造”记载，对民有利益的人和物，才被尊敬为“神”，“神”一定是“聪明正直”、不害民的。害民的是妖、厉（恶鬼）、怪，不得称为神。（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页190） 其次，喜利妈妈是一位为了锡伯民族繁衍而向自然与社会所降临的大灾大难进行了英勇斗争的英雄，所以锡伯民族信奉她为“女祖先”神。这种富有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与迷信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再次，喜利妈妈是庇护保佑自己子孙后代的神灵，具有降福本民族的神秘力量。所以，每到过年，按习惯都给喜利妈妈贴“福”字，求个吉祥；也有贴对联的，如“供神喜生聪明子，俸圣永保寿男儿”。这充分反映了民族意识、信仰心理。这里看不出那种对于社会生活能产生消极麻痹作用的迷信的色彩。
    六、喜利妈妈与佛朵妈妈的区别 调查发现，有些人分不清喜利妈妈与佛朵妈妈的区别。对于喜利妈妈崇拜有了较全面的认识，就有了与满族崇拜的佛朵妈妈进行区别的基础。现在就来讨论二者的不同之处。
    1.崇拜形象与其传说不同 喜利妈妈的形象，有照看孩子的母亲，有保护孩子的喜利姑娘，有成皇帝拓拔毛的救命恩人。佛朵妈妈的形象，有吞朱果生了清始祖布库里雍顺的仙女佛库伦，有清太祖祀于明堂的孝完庄皇后，有援救过清太祖的明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妾某氏，又有柳树神翁等。
    2.供奉位置及祭祀物结构不同 喜利妈妈供在西屋西北墙角，也有与祖宗匣并列供在西墙祖宗板上的；祭祀物结构前面讲过，此处从略。佛朵妈妈供在门后锅台上边墙上，也有与祖宗匣并列供在祖宗板上的；有位无像，有一索子口袋，内藏五色线，长三丈二尺（《岫岩的满族》），也有说“五色线绳长可六七丈”的，名曰锁。结构简单，与喜利妈妈结构有明显不同。
    3.祭祀方式不同 喜利妈妈在过年时从口袋中取出，斜吊在从西北到东南的房薄上，贴黄挂线，也叫“美六裁”，型小（满族贴白挂线，型大），贴“福”字或对联，烧香叩头，二月二收回，归还原处，这天吃荞面特赫勒。生男孩在大年三十晚上请出喜利妈妈时往天地绳上挂弓箭，象征孩子长大弓马箭法娴熟，狩猎与作战的能手和勇将。生女孩，往天地绳上栓布条，象征做衣物；姑娘结婚向婆家要宗猪（足120斤）领牲，摘布条，家族人来吃祭肉，给婆家回一个后肘。谁家孩子患病，许愿立新喜利妈妈保佑，也使用祭祀猪，祭祀法与姑娘结婚使用猪相同。
    满族的佛朵妈妈祭祀仪式市较为烦琐，有平日祭祀、春节祭祀和大祭三种。又自成体系。平日祭祀有挂锁、改锁。生男孩往索子口袋中的五彩绳上系一红布条，生女孩系一蓝布条。此即为挂锁。女孩子长大出嫁到婆家生第一个孩子后，婆家出两口猪，两坛酒，二斗黄米，姑娘抱孩子回娘家，把索绳上的布条摘下来，此为改锁。挂锁在小儿、小女四五岁时举行。早晨天刚亮时，小儿、小女跪在祖宗板前，家中老太太右手拿一碗，左手拿一香碟，香碟在小儿小女头上绕三圈，水向头上喷三次，口中祝告：“保佑小儿小女四季身强力壮，头清眼明，不得病不生灾，不长疮，不烂盖……”之后将二三尺长的五彩线挂在小儿、小女脖子上，下午日落前将五彩线取下，系在锁绳上。春节祭祀和三种大祭，从略。
    4.反映的历史时期不同 佛朵妈妈反映的历史时代是满族爱新觉罗氏，到了清太祖努尔哈赤（1559-1626）一代，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民族地方政权。这一历史时代始于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再往上溯，就是神话中说的仙女佛库伦沐浴于长白山天池，吞朱果生了满族始祖布库里雍顺，赐姓爱新觉罗。有人认为实有其人，他就是元朝（1271-1368）所设斡朵怜（在今黑龙江依兰地区一带）万户府的第一任万户。此说如能成立，历史又前提二百至三百年。 喜利妈妈所反映的历史时期，是母系氏族社会末期狩猎、采集的山林文化时代，结绳记事时期；有人说，锡伯族的喜利妈妈就是无文字时代的家谱，是很有道理的。具体年代，没有考证，要靠考古推算，起码在公元以前，距今二千年以上。拓拔鲜卑成皇帝得到喜利妈妈急救的传说，故事发生在西汉宣帝刘询地节年间（公元前69-66），至今恰好两千年。由此可见，喜利妈妈反映的历史时期，比佛朵妈妈反映的历史时期要早1400到1600年。
    七、在民族识别工作中的作用 对于锡伯族崇拜的喜利妈妈这种独具特色的习俗能够了解，并且有了与满族崇拜的佛朵妈妈相区别的基础，这就为民族识别工作，提供了很好的线索和依据。兹举两例：
    第一、沈阳市新民县三道岗乡双庙子村关姓、佟家屯村佟姓于1987年从误报满族改回祖传锡伯族时，申请原由的头一条，就是“供喜利妈妈”，和湾泡子村关姓满族不同，他们是供索罗杆子。
    第二、沈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对于要求回改锡伯族的申请，下去考察时虽然要从族源、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多方面去考察，但着重点是看供不供喜利妈妈。双庙子关姓、佟家屯佟姓都是这样考察后才同意回改的。

锡伯族风味食品

    辽宁锡伯族有自己的风味食品，但制做上不尽相同，大同小异，仅介绍作者家乡的几种。     （１）达子粥     先介绍“达子”一词，“达子”是汉族对锡伯族的称呼，又称“锡伯达子”，我村被称为达子屯。“达子”可能是一个贬意词，由鞑靼转化而来，是清以前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在20～30年代锡伯族自己也接受了这个称谓，称自己为老达子。“达子粥”是锡伯族的传统食品。
    其制作方法：先将肥瘦猪肉切成丝，锅中炝好汤、加调料，然后下肉丝，肉熟了后下粳米（旱稻），饭熟了即可食用。一般在冬季食用，既鲜美可口，又可以驱寒。特别从户外归来，喝一碗达子粥，立刻觉得全身温暖。
   （２）稗子面豆包
    辽宁省沈阳市周围锡伯族聚居地，低洼地较多，易发生涝灾。因此在低洼地，往往种一种抗涝作物－－稗子。稗子棵粒类似小米粒大，色白，产量较低，亩产为300～400斤。是锡伯族很喜爱的一种作物，可熬粥和作成米饭，可摊尖饼，可发面作成稗面豆包。这种豆包是锡伯族儿童很喜欢的一种食品。一般都是在冬季做，每家做几十个到几百个不等，放在仓房里冻起来。稗面豆包以稗面为皮，红豆沙为馅。进入腊月开始食用。食用时放在锅里蒸熟，就餐时每人向小碟内舀一匙热猪油和红糖，用豆包沾着吃，味道爽口而不腻，稗面、红豆都是当年生产的，吃起来有浓郁的农家风味，其滋味胜过现在的脂油包。
    （３）高粮米红豆干饭就苏子盐
    锡伯族农民往往在地头上种一点苏子，是一种油料作物，苏子紫色小颗粒，轧出的苏油味很香，可用以拌黄瓜、拌豆腐，加在汤中调味，因比较稀少，一般不用于炒菜和烙饼。高粮米、红豆干饭就苏子盐是一种儿童食品，将苏籽炒好与盐拌在一起，用擀面杖擀成细粉面，加在高粮米红豆干饭中拌着吃，别有一番风味。
    （４）线麻籽豆腐就高粮面窝窝头     线麻，学名为苎麻。其外皮可以纺成麻绳，用以纳布鞋底，颇坚韧耐用。线麻籽可作成一种风味食品－－线麻籽豆腐。
    其制作方法是先将线麻籽泡入水中，用磨磨碎，磨后加开水绞拌，用罗或纱布滤出渣子，然后加适当的水放一点盐在大锅中熬，烧开后麻籽豆腐就成形了，用笊篱捞出后再用豆油炒，加大蒜为调料，其豆腐味道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汤可以用做菜汤，也美味可口。
    高粮米窝头一两或二两一个，中间留一个凹心，然后上锅蒸。食用时将麻籽豆腐放在凹心内，窝头筋道可口，麻籽豆腐油大，有其特殊香味，为孩子们很喜欢的食物，但不能多吃，会发生头晕。
    （５）酸茶
    酸茶是一种清凉饮料在夏日饮用。酸茶制法如下： 用稗子米面或玉米面一斤，黄豆三两，用水泡开，上磨磨成浆糊状，然后用开水搅拌，放在热炕头上发酵，发酵后就有了酸味，用罗或纱布过淋后，在锅内烧开，放凉后即可饮用，味道酸甜，类似现在的乌梅汤。

“狼剩”老人

    老人是岳士屯人，高个、腰板挺直。大家背后都称他为狼剩老人，这有一段故事。
     “狼剩”老人在20几岁时有半夜大便的习惯，一个夏天他又半夜起来去大便。因盛夏天气炎热，家中的老式窗子都把窗扇卸下来，以便于通风，所以他未经门从窗台就出去了，到菜园靠着小墙头蹲下来准备大便。这时突然感到有毛茸茸的爪子搭到两肩，凭经验“狼剩”预感到是被狼搭上了。锡伯族在这方面是有经验的，如冬季夜里走路都有腿义子，一旦被搭上绝不回头，立即用腿义子向后扎；另外也不从后面拍别人肩部，以免被误认为是狼而被误伤。“狼剩”被狼爪子搭上后，基于锡伯族的传统经验，如果回头将被狼咬断喉管，于是“狼剩”立即用双手抓住两只狼爪子，用头顶住狼的下颚，使狼不能张开嘴，然后双手用力往下拉，头用劲往上顶，赶紧回房间。由于裤子已解开，套住了两只脚，不能迈大步，只能错着小步回家，到家房门口后，房门尚关着，于是边用膝盖撞门，边喊“狼剩”媳妇开门，并说抓住一只狼，“狼剩” 媳妇急忙点起油灯，打开门一看，一只狼头在“狼剩”头顶上，于是大喊大叫，把邻居也喊醒了，大家一看“狼剩”光着屁股背着一只狼，仔细一看狼已被顶住喉咙窒息而死，但“狼剩”爷爷的手由于过度用力却张不开了，人也象被吓傻了，过了一会才算舒展过来。被他顶死的是大灰狼。村民无不夸他机智勇敢，感到他能逃出饿狼之口，真是个奇迹，从此都称他为“狼剩”，反而不称他的姓名了。从这天起“狼剩”半夜大便的习惯也没有了。
     十年武功不如马的两蹶子
清朝时代，锡伯族青年都要为政府当兵服役，因此从少年起就练弓马箭和武术。锡伯村有一位青年已练了十年弓马箭和武术，既会拳脚，也会十八般兵器。因此这个小伙子颇为自得，觉得就是有四、五个人也上不了身，很想遇有机会试试他的功夫。一次他到十几里外他的丈人家串亲戚，骑着马带着马棒乘兴而往，丈人对他满招待，吃喝完毕，晚间乘着月亮地，骑马返回本村。正经过一片树林时，突然蹿出一只狼，挡住去路。这个小伙子满不在乎，心里想总想试试我的武术，找不到机会呢，这回就拿这只大灰狼试试少林棍吧！于是下马把马拴在路旁的树上，拿着马棒与大灰狼斗了起来。按说这位小伙子打一只狼不成问题，锡伯族对打狼也有经验，狼是铁脑袋、麻秸腿、豆腐腰。可是这个小伙子童心未退，不想一下子把狼打死，而想拿狼来试棍法，于是左一棍、右一棍去敲狼的脑袋，觉得很好玩。狼被打得嚎起来，她的配偶公狼闻声而来，于是两只狼疯狂地捕来，小伙子这时就觉得被动了，在两只恶狼攻击下汗也下来了，他意思到危险，拼命的反击，打断了母狼的前腿，两只狼更加疯狂，小伙子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这时那匹马看到了主人的危机，大声嘶叫并用前蹄刨地，也企图挣脱缰绳。这提醒了小伙子向马靠拢，当退到马身侧时，这匹马看准了两只狼，猛力踢了两蹶子，把受伤的母狼踢死了，把公狼踢出一丈多远，公狼逃蹿而去。这个小伙子累得满身透汗，驮着战利品－－死狼，胜利返家。到家以后他的父亲看到死狼，也看到他被撕破的衣服，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小伙子把经过向父亲学了一遍。父亲一听很高兴，向老伴说“咱小子就是好样的”，并要老伴拿酒来与儿子对饮，庆祝一番，同时对小伙子开玩笑说：“看你小子这十年武术，还赶不上我这匹马的两蹶子！”惹得全家都哄堂大笑起来。

徒手打死两只狼

    那是1948年的冬季，辽宁土改正在热烈的进行。一位农民会的成员，青年小伙子，到邻村去开会，两村相距为八华里，中间要穿过一个不太高的小山。开完会已经半夜了，会员们劝他留下，等天亮再回去，因冬季在小山地带经常有狼出没。小伙子满不在乎说“就凭咱这拳脚，一两只狼，不在话下”。说罢戴上大皮帽子和手闷子，围上围脖，扎好宽大的布腰袋，踏着雪地走上返家的路程。当他走到中途，刚刚爬上山路，突然跳出一只大灰狼，跟在他的后面。他赶紧拣起路边的石头去砸狼，狼向后逃避，小伙子借此机会，赶紧向山上攀登，这时狼又跟上来，于是小伙子又拣起石头砸，狼又向后面逃避。小伙子知道，这时不能跑，如果跑的话，狼就知道你怕它，马上会捕上来，就这样停停走走，终于过了山顶，开始走下坡路，只要下了山，离村就不远了。可是刚下山顶没走多远，路边又来了一只狼，大有夹击之势，于是人与狼展开了殊死斗争，斗力又斗智。后边尾随这只狼，突然从道边蹿到前面去，在路中央蹲下，闭着眼装睡，而路旁蹿出这只狼改为尾随。小伙子头脑反应很快，计上心来，沉着应战，计划先打前面这只，然后再对付后面这只。于是他也伪装未看见前狼。明亮的月光照在白皑皑的雪地，小伙子笔直向前走去。前面那只狼以为小伙子上当了，准备当小伙子走到跟前，来个突然袭击，可是它未略到小伙子突然快速穿上去，用乌拉鞋踢断了它的两只前腿，使它失去了战斗力。这时后面那只狼前爪搭上了小伙子的两肩，说时迟、那时快，小伙子抓住狼的两只前爪，从头上把狼甩到前面的地上，然后掐住狼脖子拼命用乌拉鞋踹，终于把这只狼踹断了气。另外一只断腿的狼想借机逃窜，小伙子跑上去，三拳两脚也把它解决了。小伙子解下长腰带，一头拴上一只狼，背在肩上，蹈着雪地，胜利返家。

二犬护主

    锡伯族迁到盛京各地以后，仍保持养狗的习惯，平时看家护院，放牧时也带着狗作为帮手，孩子们上山也喜欢带着狗做为护卫。
    有一家养了两只狗，一名叫大花，黄白花纹，是一只中等个头的狗；一名叫大青，是一只没有杂毛的大青狗，比大花小两岁，神骏健壮。两只狗和睦相处，但大花是头，大青听大花的，大花特别听话，这家孩子特别喜欢它。清明后的一天，这家的两个小女孩，带着小铲子，拎着小筐，到田野去挖“响根菜”。“响根菜”类似独头蒜但小得多，农村把它当做小菜沾酱吃。她们带着大花和大青，去到离村约三里路的山坡田地里挖菜。这时突然从山上下来一只大灰狼，捕向两个女孩。孩子以为是野狗，一边用铲子和筐抵档，一边高喊大花。大花一边叫，一边飞奔而来，大青跟在后面，大花一口咬住了大灰狼的耳朵，但大灰狼比大花大得多，马上把大花按倒在地上，可是大花死死咬住狼耳朵不放，把狼的耳朵都撕开了，这时这只大灰狼死死地咬住大花的脖子，在这关键时刻大青捕上来了，咬住狼的另一只耳朵，狼不得不放开大花去捕向大青，于是大青与狼展开了恶斗，大青靠着它强壮的身躯，抵挡着狼的进攻，但也居于劣势，这时大花带着受伤的身体，猛捕大灰狼，咬住了大灰狼的尾巴，大灰狼不得不放下大青回过头来咬大花，大花再一次受伤，这时大青又猛捕过来，骑到狼背上掐住狼脖子，就这样二犬一狼斗在一起，大花和大青受伤了，但大灰狼也遍体是伤地逃跑了。这时下田的人们听到狗叫都跑来了，看到狼已逃跑了，两只狗也受伤了，但俩个孩子安全无恙，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忙把俩个孩子和两只受伤的狗送回家。两个女孩到家后向父母诉说了经过，男主人赶紧给狗敷上伤药，女主人也端来好吃的犒劳两只狗。这时邻居也过来问长问短，一边夸讲两个小女孩机灵，一边夸讲两只狗的勇敢。这时大花停下吃食，好象明白主人在赞扬它，摇头晃脑，十分高兴。

初生牛犊不怕狼

    锡伯农村在20世纪20年代狼经常出没，伤害人畜，锡伯族由于打牲部落遗风，不但对打狼有经验，而且对饲养的家畜习性，何者怕狼，何者不怕狼，也颇为通晓。例如：未骟的儿马不怕狼，而驴最怕狼，如骑驴遇到狼时，驴被吓得浑身颤抖，鞭打也不走。所以夜里赶路总是骑马而不骑驴，就是遇到群狼，马也能驮着主人冲出狼群。牛能保护自身，敢与各种野兽搏斗。下面介绍一个牛犊斗狼的故事。
     有一户富裕之家，有十几头牛，由一名牛倌放养。一日牛倌在日将落时赶着牛群下山回村，由于疏忽把一只刚生下来不久的牛犊丢在山上。这只小牛犊玩累了，发现乳牛不见了，牛群也不见了，于是咩咩叫起来，在没有回音的情况下，到山坡“滴水漏”（山中冒出的泉水）边去饮水，喝饱了就躺在“滴水漏”边睡着了。凌晨一只大灰狼来了，偷偷来到小牛跟前，准备捕杀。牛犊惊醒了，借着地势（三面环山，一面山泉向下流），背靠山与狼展开殊死的搏斗。由于地形坡陡，狼只能从下向上进行正面进攻，这样小牛犊处于有利地位。狼每每捕上来，小牛犊就用角把它挑回去。来来往往牛与狼之战激烈进行着，同时小牛犊不断地咩咩叫向牛群呼救。这时天色破晓，牛倌又赶着牛群到山坡上来放牧，当牛群听到小牛犊的呼救声时，牛群整个叫起来，呼声震天动地，头牛大牤子带头飞奔向前，二牤子紧跟其后。狼也急了，想乘牛群未到之前，把小牛犊叼走，于是更加凶狠地进攻，小牛犊听到牛群的回声后，虽然满身汗下如雨，筋疲力尽，但又鼓起勇气，拼命抵抗。大灰狼一看形势不好，急忙抛舍了小牛犊，向山下逃窜，冤家路窄，迎面碰上大牤子。这时群牛都把角贴地，向前飞奔，大灰狼被大牤子挑出一丈多高摔在地上，还没等它翻起身来，群牛上去猛攻一阵，把狼挑个稀巴烂。群牛因胜利而欢叫，乳牛跑到小牛犊跟前，舔舔自己的犊子，小牛犊倚偎在乳牛身旁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这时牛倌感叹地说“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只是听说过。初生牛犊不怕狼，我确实见到了！”

山妖

    大个子何锡桢，岳士屯人，身高近２公尺，膀大腰圆，力大过人。平时老爱碰硬，有一次一户人家从边外买了一匹生蒙古马，主人一上马背就被摔下来，上几次就摔几次，摔得鼻青脸肿，于是求锡桢给驯服。锡桢一手拽着马缰绳，一手用鞭子抽，生马拼命的挣，就是挣不脱，马被打的直放屁，终于老实了。于是锡桢骑到马背上，马接连竖前蹄和撂蹶子，就是摔不下来锡桢，然后撒开蹄子猛跑，一气跑了几十里，终于驯服下来。 锡桢是个彪子，土语说二虎巴咭，喜欢挂东得到白吃。例如，一次吃一百个烧饼，又如住大车店吃饱饭时，吃了一“三盆”然后在地上蹦蹦又吃了一“四盆”（过去盆的大小号）。 能吃就力气大，也能干力气活。一年秋季锡祯为一个农户当车老板到山里去拉石头，这个活很艰苦，车老板不但要会赶车，而且要很有力气。车装满石头下山时，为防止辕马控制不住大车飞速下滑造成车毁人亡的事故，都是把车轮用绳索捆死，大车慢慢向下滑行，这时车老板不能坐在车上，而是在地上步行，用手拉住马缰绳，小心翼翼，慢慢下滑。当锡桢靠着马车慢慢地下到半山腰时，突然辕马撂起蹶子，车也突然加速下滑，锡桢用力拉住辕马，但辕马依然撂蹶子，他低头一看，原来有一个短粗的绿毛兽用爪子在捅马屁股，每捅一下，马就向后踢一下，绿毛兽就缩到地下，然后再捅。大个子锡桢可急了，仗着他人高力大，用一支手把绿毛兽提起来，捆到车上，然后赶着车下山。晚上赶到大车店，他把绿毛兽从车上拎下来，才发现绿毛兽有手有脚，但脑袋都缩在腔中，看不见嘴和鼻子，店伙们就用木棒打它，它不叫不哼。有人提议用火烤，当把绿毛兽扔到火堆上，捆绑的绳索被烧断了，绿毛兽头也露出来了，嗷的一声嚎叫，越墙而遁。 这是大个子锡桢亲自向我讲述的，1956年他还健在，无儿无女，住在乡办的养老院。

何家老院北墙下的古墓

    我家世居沈阳市新城子区岳士屯村，大概是从呼伦贝尔迁出后就居于此。我们家族有一所老院，祖辈分居时分给了三爷，我爷爷行二，分到东院，人称“瓦房何家”。实际是草房，不知为何得此称呼。大爷住在我家前院，称前院何家。四爷出家当喇嘛。老爷也住在老院，后迁居边外西丰县。“九·一八”后老院由堂兄何锡恒掌管，不久去世，其弟锡相、锡谦先后离家去了黑龙江，这个家由大嫂领子冬福和女淑颜居住。大约在1935年或1936年老院后墙倒塌进行维修时，发现一个古墓，古墓不小，向西通往新房子何家，墓口被打开后，修墙工人和侄冬福都下去了，拿出一些瓶瓶罐罐，据冬福说瓶中有黄色粉状物，很轻，不知是什么，由于墓内空气缺乏，两名工人和冬福上来后都晕倒在地并口吐白沫。当时乡下人迷信，说是得罪神灵了，于是立即把瓶罐又送回墓内，将墓口重又封好，并在其边修一所小庙，初一、十五上香。不久冬福病故。大嫂于70年代去世，只有侄女淑颜在鞍山。
    解放后我先后向沈阳市博物馆、辽宁省考古研究所及黄家锡伯民族乡提出挖掘古墓的建议，都没有结果。我对此墓的情况是听冬福口述，并非亲临当时施工现场，所以说到底有多大的考古价值说不准。但此墓年代久远，如有可能挖掘，想必对古文化及古民族史的研究定有益处。 谨记于此，留给后人挖掘参考。老院和古墓当时四至如下图： 

                            安文林家 鄂家                        北 ↑

                                     *（古墓口） 

  新房子何家               何家老院            菜院子          何家瓦房          菜院子          东泡子 
(当时家长何锡贤）（当时家长何锡衡）            （当时家长何景祺）

岳士屯何家老院古墓位置示意图

狗冢趣谈
(哈什胡里·启昆)

    我们锡伯族对于豢养的狗，有一种特殊的传承习俗，就是只能爱护它，而不能伤害它；既忌食它的肉，又禁用它的皮毛制品，如狗皮帽子、狗皮袜子、狗皮褥子等。狗死后，只能掩埋，还要堆成坟堆，即狗冢。 锡伯族的爱护狗，是普遍的，而沈阳城北的锡伯族尤甚。1986年10月，我到新城子区黄家锡伯族乡高坎村，去观看“耍嘎拉哈比赛”，赛场设在后街韩姓（翰雅拉哈拉）锡伯族家，东西两院，进进出出的人很多，而这家的大黄狗，见生人不但不咬，反而闻闻这个，嗅嗅那个，扬头抿耳瞅着你，还轻轻地甩着尾巴，对每位来宾都显出很亲昵的样子。它还跟到屋内，在人群中转来转去。很明显，没有主人平素的周到喂养与爱护，它怎能有这样的驯服与温顺呢？ 这家的主人叫韩垣,七十四岁，他知道我是锡伯族并也姓韩时，更是分外亲近，一边说我们是一家子，一边讲起那只狗来： “我家的这只狗叫‘赛虎’，高坎村韩家的狗都有名，还有叫‘路路’、‘阿黄’、‘阿黑’什么的，吃的也不都是狗食，有时人吃什么它也吃什么。狗窝也不是净在外头，腊月三九天也叫狗睡在屋里，还给它做褥垫子呢！”后来又讲到狗坟，他说“不仅高坎的狗死后要埋狗坟，而且新城子区锡伯族大都是这样。” 为了强调说明对狗不能伤害，韩垣还绘声绘色地对我说：“外姓人到我家来，一进院子手里拎的棒子必须大头朝上，小头朝下，不然就和他绝交。”意思是不准打狗，打狗就是看不起主人。锡伯族有“打狗看主人”的俚语，原来是从这里来的。 接着韩垣又把话题回到“赛虎”的名字上来，说锡伯族西迁时，他们家的五世祖一位叫托克托米的，也带着家眷赴伊犁，保卫西北边疆去了。特别讲到跟去的一只狗叫“赛虎”，三年后又回来了。为了不忘西迁那支人，所以现在养的这只黄狗也叫“赛虎”。 说到西迁跟去的狗，还有个逸闻轶事，与韩垣的故事相呼应，甚是有趣。那是1988年7月间某日的《沈阳日报》，登载了新民县大喇嘛乡西营子村锡伯族八十四岁老人康惠安，义务为乡亲们针灸治病的先进事迹，我看后很高兴。这时我想这位锡伯族老人能给人治病，一定有文化，能知道锡伯族的事情，于是便乘车前去求教拜访。果然未出所料，老人给讲了清史与锡伯族史，许多事情闻所未闻，特别是关于狗坟。
    康老说：“西迁时，我们康家曾去一户，三年后随去的一只狗回来了。”接着康老赞叹地说：“万里之遥，这狗竟能于路打食，照原道回来，实在是件有趣的事情。”之后，康老人又说：“这狗死后村里人埋一狗坟，特别高大，我幼年时曾在坟前玩过，可惜的是修辽河大坝占用了该地，今已无存矣！”听了这段逸事，我心中很是激奋，它不仅给人以很多的思索，特别是那“高大的狗坟”，会使你终生难忘！令你想着守卫祖国西疆的那支骨肉同胞！ 人们不禁要问：锡伯族爱护狗的习俗是怎样形成与传下来的呢？考其历史原因不外是：
    第一，狗是锡伯族先民生产与生存斗争中的得力家畜。从母系氏族社会开始，在狩猎过程中，狗就为搜寻、驱赶直至捕获野兽，发挥着重要作用。日久天长，在人们的心理与行为上，对它产生了爱惜的感情，并逐步演化为习俗。
    第二，狗是锡伯族先民走出大兴安岭的群山密林来到水草丰美的呼伦贝尔草原的引路“神兽”。走出深山来到河谷，从狩猎经济跨到渔猎与游牧，是锡伯族先民历史发展中的一大进步，其中狗又立了大功。
    第三，狗在援救鲜卑成皇帝拓拔毛的逃难中立有奇功。传说拓拔毛年轻时，曾被西汉宣帝发兵攻伐掠去，在平陵侯范明友家为奴，因他的两个足心长有五颗红痣，被看成“未飞真龙的一朝天子”， 范明友发现后，欲将其装入木笼囚车，押往京城邀功。拓拔毛听信儿后连夜逃走，钻进一柴洞躲藏。范派兵追拿，幸有一只大黄狗堵住拓拔毛藏身的洞口，才免于难。后来，拓拔毛成为成皇帝后，便颁诏天下，封家犬为神犬，族人不准伤其身，食其肉。现代锡伯族人沿袭了古代拓拔鲜卑人留下的习俗，进而在狗死后为其筑冢。

    哈什胡里是锡伯族的多音节姓，汉译为韩，即我的家族姓氏。这里记叙的是我不远万里，到祖国西北边陲的新疆伊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去寻找我家族亲人的往事。
    我少年的时候，常听老人们讲：“伊犁有咱们一支人”。特别是过年的时候老人们还要特意念叨这件事。我们锡伯族礼节重，过年时要进行祭祖。先向“喜利妈妈”和“家谱”行跪拜礼（叩头）；接着向在坐的祖辈、父辈依次每人行跪拜礼；然后到各家去拜，先近支，后远支。第二天大年初一早饭后，还要像三十晚上那样，再拜一次。除夕叫“除旧岁”，初一叫“迎新年”。年年如此。
    就在向“喜利妈妈”、“家谱”及祖辈、父辈拜年时，主持的祖辈长者要向跪拜的家族子孙们进行族史家史教育。只见主持指着谱序上的文字和祖先的名字严肃地说：“我们是锡伯人，姓哈什胡里，我们祖先的名字叫雅奇布，起初住在黑龙江的墨尔根城（今嫩江市）附近的雅鲁河流域，康熙39年来盛京，来这之前在伯都讷住过三年，来这之后在镶蓝旗牛录当差……”。听完主持的族史教育后，跪着的长孙便领先喊道：“给大爷拜年啦”。于是大家都跟着叩头。就在这时，大爷一边搂起棉袍襟表示收到了儿孙们跪拜礼，一边嘱咐道：“噢！孩子们，可要记住哇，伊犁有咱们一支人呢！”就这样，“伊犁有咱们一支人”的说法，在我少年的心田里，深深地打上了烙印。不过，“伊犁”在什么地方？那“支人”的名字叫什么？那时都是不清楚的。
    1956年7月，我受沈阳市教育局的指派（这时我执教于沈阳市中学教师进修学院），随辽宁省代表团来到北京，参加教育部召开的中学语文实行文学、汉语分科教学会议。期间我想：北京有个中央民族学院，能否有新疆来的锡伯族学生呢？如果有，看看他们，再顺便打听打听“伊犁一支人”的下落。于是我给民族学院打了个电话进行联系，一位锡伯族学生和我通了话，我们约定第二天见面。第二天来了五位锡伯族同胞，两位是民族学院的学生，另三位有在民族学院任教的，有在民族研究所和民族出版社工作的。我们一见面，彼此都激动得不得了，这可以说是东北锡伯族与新疆锡伯族的初次会面啊！我问他们新疆锡伯族的情况，他们问我沈阳锡伯族的情况，共叙骨肉分离之情。接着我就打听他们新疆的锡伯族有姓韩的没有，哈什胡里氏，他们说有，但又说不清那一韩家是我寻找的那“一支人”的后代。虽然如此，但也总算是与新疆锡伯族取得了联系。
    两个月后，即1956年9月，新疆各族各界参观团来到沈阳，其中有五位锡伯族。他们一到沈阳，就通过政府民族事务部门，指名找我，于是我又和他们见了面。据他们讲，是通过北京民族学院放假回新疆的学生介绍的，知道了我。这五位锡伯族是：管兴才（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著名诗人）、阿勒克（霍城县伊车嘎善锡伯乡长）、富里善（伊犁自治州党委统战部干部）、苏德善（博尔塔拉州党委统战部干部）、纳勒泰（随团医生）。
    当时我对锡伯族知之甚少，对他们谈不出什么，于是我又找几位在省市工作的哈什胡里家族中的兄长，第二天再去与他们见面，并带上用满文书写的哈什胡里氏家谱，心想备不住能有用呢。通过在北京的相会，我知道他们通晓满文。果然未出所料，他们看到家谱后，高兴极了，特别是管兴才老先生，乐的直拍大腿。为什么呢？主要是看到的谱中两处记载：一是谱序载有“哈什胡里氏，初定居黑龙江所属墨尔根城和雅鲁河流域时，始祖雅奇布有子二人，长子名乌苏布，次子名乌苏买。……康熙皇帝施恩，由蒙古王公台吉处赎回锡伯人众，并将鄂尔布之子苏色、巴果牢、巴海、鄂尔胡买之子富尔塔、布得库等……拨往齐齐哈尔驻防……在伯都讷地方又住了三年。于康熙三十九年，再由伯都讷迁入盛京，编入牛录当差。”而新疆锡伯族只知道从莫克敦（沈阳）迁去的，却不知莫克敦（沈阳）的锡伯族的老家在黑龙江，所以他们看了惊喜；二是看到谱表中第六世达尔扎名下注有“拨往伊犁”、八世祖瓦力海名下注有“徂往伊犁”的字样。这是怎么回事呢？那是1764年（清乾隆二十九年）清政府抽调盛京锡伯官兵携眷到伊犁屯垦戌边时，我的先人达尔扎、瓦力海被抽调去了。他们高兴的是他们的祖辈到伊犁戌边的历史，从我的哈什胡里家族家谱找到了文字根据。就此，我与几位家兄顺便拜托了他们，回到新疆之后代为查找哈什胡里·达尔扎及瓦力海后代的下落。
    大约两个月后，到了1956年末，一天我果然收到了管兴才先生的来信。他告诉我从北京返回新疆之后，就到自治县各牛录（乡）去报告到祖国内地参观的收获与观感，同时就留心查找哈什胡里·达尔扎的后代，最后在六乡（察布查尔镇、自治县政府所在地）找到了，并随信寄来一张达尔扎后代一家族祖孙三代几人的合影照片。从头型、脸庞儿、服饰上看，几乎与我年轻时看到的家乡锡伯人的模样相似。到这时，祖辈们所叮嘱寻找的“伊犁一支人”，总算是有了下落。
    照片毕竟是照片，人还没有见着面，从东北到西北边陲，迢迢万里，见上面该是何等的不易啊！想呵，盼呵，总也没有机会，时光又过去二十五年！
    十年动乱过去，党的民族政策又得到了恢复。1980年国庆节过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锡伯语言学会成立，我被推举为东北地区的理事。1981年10月中旬，学会的首届年会在伊犁州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召开，我接到通知后，做了认真准备，并取得学院及省市民委领导的大力支持，带上学术论文、锡伯家庙太平寺碑文拓件及二斤水稻种如期赴会。
    这是首届全国锡伯语言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除察布查尔自治县，自治区的伊犁、伊宁、乌鲁木齐、霍城、塔城、博尔塔拉、巩留、特克斯等市州县外，北京和东北的沈阳、哈尔滨等市均有代表参加。这是对于锡伯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进行历史总结与正确使用的学术研讨论；同时对于锡伯族历史、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也进行了一定范围的研讨。
    我在会上宣讲的论文《辽宁锡伯族概述》，主要是对锡伯语遗存、族源、沈阳兴隆台与黄家两个锡伯族乡成立前的筹备情况提出了论点与进行的论证。使我意想不到的是，我上午在会上宣讲的录音，于午间便由自治县广播电台向全县做了播放。我想这倒不是论文的学术水平如何，主要是能使全县锡伯族同胞及时听到东北老家锡伯族的声音！
    会上我见到了苏德善同志，二十五年前我们在沈阳见面时，他是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党委统战部干部，现在是该州党校副校长。我们一见面，他就问：“管兴才先生给你的信收到没有？寄去的哈什胡里·达尔扎后代一家的照片收到没有？”我说都收到了，接着他给我讲述他与管兴才先生查找哈什胡里氏达尔扎后代的情形。还详细地给我讲了我六世祖的名字叫“达尔扎”，而不叫“达林”（家谱上写的是“达林”）的原因：“达林”锡伯语是马背被马鞍磨破的意思，人不能起这个名；而“达尔扎”锡伯语是幸福的意思。还将“达尔扎”和“达林”用锡伯文书写上的微小区别做了解释，并强调说：“这是不会错的”。
    说这话的第二天，苏德善就找来个达尔扎的九世孙，一位名叫吴胜的来和我见面。苏德善当我和吴胜的面将1956年查找经过及六世祖去“伊犁一支人”的名字，叫达尔扎而不叫达林的原因又说一遍，以消除我俩的疑惑。到这时，我算真正找到达尔扎后代其人了。
    第三天，吴胜又带来三位韩家人，非要看我不可，这时我正准备在大会上宣读论文，不能与他们多谈，就约定晚间到他们家去。可是晚间有察布查尔报社宴请，又未能去成；晚上十点后我们酒正酣情益浓时，吴胜已在外面等候多时了，无奈我只好向两位总编告辞，急着跟随吴胜到我要找的韩家去了。 去的是吴胜父亲满钱家，住察布查尔镇北街，我一进院，就从屋内走出二十多位男女来接我，大家几乎都用异样的目光盯着我，似乎要好好看看东北老家来的韩家人是啥样？！这时我的心里也在嘀咕：对不对？他们真的是达尔扎的后代吗，可别弄错啦。进屋后，见外屋地也有一些人交头接耳在说什么，我问有什么事吗？他们说要套车把老奶奶接来看我，我问她多大年纪，他们说八十四岁，我说还是我去看她吧。于是我跟他们到了姑奶奶家，我先向老人家请安，同时吴胜把我介绍给她，她下地抱住我的头好生端详一阵子，问：“是哈什胡里”？我说是。又问：“是莫克敦来的”？我说是。这时一人贴近姑奶奶耳朵用锡伯语问：“咱们东北老家的祖先叫什么名字”？“雅奇布”！老人家未加思索地脱口而出。哎呀，老人家把我哈什胡里家族的祖先名字叫出来啦！当时我好生吃惊。看来我要寻找的“伊犁一支人”的后代，是真真切切的了。
    又回到满钱家。为了寻找“这支人”，我将带来的家谱（谱表）铺开，一份是满文的，一份是汉文的。他们看到家谱，都十分惊喜，边用锡伯语读着谱序，边用汉语翻译（新疆锡伯族通用锡伯语，同时也能讲汉语）当译到六世祖“达尔扎”名下注有“拨往伊犁”四字，八世祖“瓦力海”名下注有“徂往伊犁”（徂，有往、到之意，此处未写“拨往”，而写“徂往”，疑为跟随而去者）四字时，他们都惊喜不已。这时吴胜恍然大悟地说：“咱韩家墓地主坟有两座，一前一后，不知是谁，可能就是“达尔扎”和“瓦力海”的，满钱家东墙上镜框内有张照片，和二十五年前管兴才先生给我寄的那张一样，我说这张照片我家也有。既然同是哈什胡里家族的，就是一家人啦，交谈中自然地排起辈份来。达尔扎是我的六世祖，我是十四世，即达尔扎的后八世，满钱也是达尔扎的后八世，这样我和他是同辈人；吴胜是达尔扎的后九世，属下一辈。当晚我没回自治县招待所，就住在同辈人英保家。又和他们唠得很晚。
    我与达尔扎后代联上谱，立刻惊动了年会的会场！被看成是莫大的喜事，因为新疆锡伯族是从东北去的，我一联上谱，又见到离散二百一十七年一个家族的后代，这就牵动了参加年会的每一位锡伯族同胞的心！于是学会理事长与自治县领导商量，做出了一项特殊决定：年会结束前一天的午餐，要到哈什胡里氏达尔扎八世孙满钱家宴会，表示年会及与会锡伯族同胞对我哈什胡里家族联谱团聚的祝贺！
    正值金秋十月，稻谷飘香，牛羊肥壮，温暖的阳光洒满在伊犁河谷的沃土良田上。在这祖国西北边陲的小镇，锡伯族的自治县城，南面是雄伟连绵的乌孙山峰，北面是奔腾的伊犁河水，这一切仿佛都在为南北锡伯人的会面而欢歌起舞。在一个普通的锡伯族农民家中，正举行着祝贺哈什胡里家族联谱团聚的筵席。在四壁粉刷得雪白的东西屋内，和坠满大串葡萄的庭院中，摆满了宴席。所有参加年会的锡伯族同胞和兄弟民族宾朋，在县委书记兼会长肖昌同志引导下，相继就座，县长兼副会长关朝进同志简短祝辞后宴会便开始。带有新疆风味的美味佳肴，香气扑鼻的“伊犁大曲”洋溢着家族团聚与民族团结的热烈气氛。大家频频举杯相互祝愿，共叙二百多年来东西锡伯同胞骨肉离合之情。宴会完毕，学会与自治县特为我与二十余户达尔扎后代子孙合影留念。
    而今，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就会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

     第三部分、锡伯族先民－－鲜卑，进入中原带来的影响

     锡伯族先民－－北鲜卑，其主体南迁，仅留下很少数遗民居于故地，形成了现在的锡伯族。其主体进入了中原，又由于它统一了其他北方少数民族，带来了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华夏民族间的大融合。同时又由其杰出人物接受了儒家的统一国家的思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础和多民族国家的领土框架。
    下面谨介绍两位对多民族大国有突出贡献的鲜卑血统的杰出人物。

     北魏孝文帝拓跋元宏

    拓跋鲜卑发祥地为大鲜卑山，就是今额尔古纳河东岸大兴安岭北段，属内蒙古呼伦贝尔盟。以后南迁到呼伦池游牧，再南迁到匈奴故地。晋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拓跋硅在牛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建魏国，史称北魏。公元398年拓跋硅迁都于平城（今山西大同），进称魏帝，即魏太祖道武帝。再传至太武帝拓跋焘，几经战争，统一北方，形成南北朝对势的局面。又几传至孝文帝拓跋元宏，北魏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正式迁都洛阳。孝文帝在政治经济体制上进行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孝文帝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是他改变鲜卑旧俗，推进学汉文化的政策，促进了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华夏民族间的大融合，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扩大了中华民族这个大群体。对此曾采取过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政策举措，今举其要端，略述如下：
    （１）在民族问题上强调趋同而不强调差异 北魏自称出于黄帝轩辕氏，这就表明与中原大民族群－－汉族同源，汉族实际应称华夏族，汉不过是一个朝代名，北魏这一认同，从根本上消除民族差异。
    （２）学习汉文和使用汉语
    孝文帝下令在朝为官者，学习汉文经典史册，并要求一律使用汉语，断绝北语。文字语言的一致，进一步增强了民族间的沟通和融合，同时也提高了鲜卑族的文化水平。
    （３）改着汉服     太和十年（公元486年），按汉魏制度制定官员衣冠，但鲜卑平民百姓依旧。迁都洛阳后，孝文帝又下诏，令鲜卑族全部改着汉人衣帽。这就从服饰上显示不出熟是鲜卑族，熟是汉族。
    （４）改用汉姓 首先把皇室拓跋氏改为元氏。又把太祖以来鲜卑族的八大著姓，全部改为汉姓。丘穆陵氏改为穆氏，步六孤氏改为陆氏，贺赖氏改为贺氏，独孤氏改为刘氏，贺楼氏改为楼氏，勿忸于氏改为于氏，纥奚氏改为嵇氏，尉迟氏改为尉氏。此外，又把原为复姓的一百一十八氏，一律改为单姓。
    改为汉姓以后，从姓氏上已与汉族无差别，久而久之就融合于中原以汉族称呼的大民族群体中。
    （５）提倡鲜汉通婚
    孝文帝为辨别汉族门第的高低，把汉族头等士族崔、卢、郑、李列为四大姓，进一步又把高门分为甲乙丙丁四种郡姓。把鲜卑八大著姓士人与汉族四大姓门弟相当，八大著姓以外的鲜卑族也规定了流品，提倡同门第通婚。通过婚姻关系，使鲜卑贵族和汉族士人高门，在政治上更加紧密的结合起来，扩大了北魏政权的统治基础。（以上摘自江应梁主编《中国民族史》）。
    从以上这些政策，可以看到孝文帝的趋同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是很深远的，不是一点一滴的，而是系统的、全面的，从内含学汉文化、到外表采用汉族姓氏、服饰，一直到通婚，做为一位少数民族统治者实为有史以来的第一人。由于以上的有深远意义的政策，促使北方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与中原民族间实现大融合。从那时起所谓中国已不是只由中原的华夏族组成，而初步形成多民族的共同体－－中华民族。拓跋元宏在民族史上的突出贡献就是他奠定了多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融合的结果，不仅使鲜卑族文化和生产力大为提高，同时也给大民族集团输入了新的血液,如不岐视少数民族、豪放、勇敢、善战等等。

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与鲜卑族有着浓厚的血源关系，他继承发扬了拓跋元宏的民族观和民族政策，创盛唐“贞观之治”，巩固了由拓跋鲜卑进入中原形成的大中华民族群体和奠定了后世多民族国家的版图框架。
    （１）李世民与鲜卑族的血源关系 按袁英光著《唐太宗传》一书，他是汉、鲜卑混血。其父亲是汉族，曾祖父李虎为西魏开国八大柱国之一，官为太尉之职，并赐姓大野氏，可以说是与鲜卑贵族没有差别的汉族，其祖父和父在北周时都相继为唐国公。其祖母独孤氏为鲜卑八大著姓之一，其母纥豆陵氏，也出身于鲜卑贵族。从血源上来说，在李世民身上鲜卑血源占主要成份。由于他的世家和血源关系，鲜卑王朝的民族观和民族政策对他深有影响。
    （２）李世民受汉鲜卑两种文化的影响，既能文、又能武
    李世民对汉学有较深的造诣，另一方面，受鲜卑族的影响又能骑善射，敢于冲锋陷阵。两种文化和传统的结合，培养出他雄才大略的气质，能文而不醉心于词藻，能武而不是匹夫之勇。
    （３）继承发扬了以拓跋元宏为代表鲜卑统治者的民族观和民族政策，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间的凝聚力。
    李世民接受了儒家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统一国家概念，又继承发扬了鲜卑王朝的民族观和民族政策。在用人上，无论是汉族或是少数民族都能充分信任，大胆使用。仅举几个例子：国戚长孙无忌鲜卑族任首相，尉迟恭鲜卑族武功居开国功臣第一位。对后归附的其他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也能一视同仁，用李世民的话说“待其达官，皆如吾僚”，如李思摩、阿史那社尔、契芯何力、执失思力都是突厥人，在唐军中身居要职，并在战争中立下卓越的功勋。李世民团结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政策，稳定了各少数民族大多数人的情绪，大大缓和了民族间的矛盾，密切了民族间的关系，进一步增强了中华各民族间的凝聚力。从北魏孝文帝到唐太宗长期民族政策的结果，突破秦汉以来的狭隘民族观，形成了多民族的大民族群体－－中华民族。这是一项划时代的突破，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贡献超过秦皇汉武。
    （４）统一四海奠定下多民族国家的领域框架     秦统一六国就其管辖区域来说，不过是现在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北只到长城，南不及西藏，西不达新疆（见《古代历史地图集·秦代图》），西汉虽西达新疆，但北仍只到长城，西南不及西藏（见《古代历史地图集·西汉时代图》），东汉北部仍只到长城。而唐代通过唐太宗征东西突厥和吐番、进军辽东，取得统一四海。唐全盛时期的疆土，东北灭高丽，北逾大漠，西邻波斯，南有安南。对边疆地区设六大督护府其管辖区如下：
    安西督护府，治所龟兹（今新疆车库），辖今新疆南部和帕米尔以西中亚之羁摩府州，北起今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等国，南至今阿富汗及伊朗东北、巴基斯坦北部和克什米尔，西至里海南岸及伊朗西部。
    北庭都扩府，治所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县破堡子），辖今新疆北部及今哈萨克斯坦一带之羁摩府州。
    安北都护府，治所今山（今蒙古科布多境内），辖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及西伯利亚一带之羁摩府州。
    单于都护府，治所右单于台（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之羁摩府州。
    安东都护府，治所平壤，辖辽宁、吉林南部，黑龙江下游、高丽地区的羁摩府州。     安南都护府，治所河内，辖今广西南部、云南东南部、越南大部地区的羁摩府州。 （以上见《中国古代历史地图集·唐盛时疆域及国际关系图》）
    这样盛唐奠定了多民族中国的领土框架，后世的分而合、合而分，一直到清初的统一，大体都在这个框架之内。
    唐太宗对被征服和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也实施了开明的民族政策，即“全其部落，顺土俗，分立酋长，顺其部落”，不强行改变他们原来的生活方式，仍以他们原来的酋长为都督等职，统治其原来的地区和人民，并以宗室女嫁给各部落酋长，结成亲戚关系，企图通过血缘关系加强他们和唐庭的密切联系，并资助农具、耕牛等物品，帮助他们发展农业生产。实际上就是一种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调动了少数民族的积极性，从而使他们切实感受到他们已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使边疆地区得到了稳定和发展。 “五胡乱华”的历史作用是带来了壮大中华。
    以鲜卑族为首的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的结果，造成了南北朝对立和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局面，史称“五胡乱华”。确实使整个中国混乱了一个时期，持续了二百七十余年，直到隋统一中国。但从整个中华民族史来看，却是突破了过去的狭隘汉族观形成了中华民族，也扩大了中华的疆土，出现了盛唐王朝，可以说“五胡乱华”带来了“壮大中华”。这种局面也不是偶然形成的，是由于中华各族共同努力的结果，中华各族间有强大的凝聚力，而这种凝聚力的思想基础是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以拓跋魏为首的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后，以政府的力量与汉族求同－－学汉文化、着汉服、改汉姓等。从那时起中国已不只是华夏族的中国，而是中华各族的中国，随着朝代的不断更迭，各民族交替在中原执政，各民族间终于形成了一个福祸与共，不可分离的坚强的大民族群体－－中华民族。试看世界史上赫赫一时的大国，如大英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前苏联都已先后解体。只有中国以五十几个民族之多，十二亿人口之众，近五千年之久，一直屹立于东方，是几千年各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后代子孙应珍惜它、继续发扬它，为建成幸福、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共同努力。当我们回顾过去史学家所称的“五胡乱华”这一段历史时，应有一个新的、深层次的认识，即“壮大了中华”，在中华民族史上是一次飞跃。
    参考文献:
兰丕炜《中国封建盛世的兴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袁英光、王界云《唐太宗传》（天津人民出版社）
彭官章《论中华民族的形成》（《满族研究》1993.1）
张岱年《爱国主义与民族凝聚力的思想基础》（光明日报1993.3.1）
《北史》
《资治通鉴》
《中国古代历史地图集》
江应梁《中国民族史》（民族出版社）
《沈阳锡伯族志》（辽宁民族出版社）

后 记

(何叶尔·久成 二ＯＯＯ年夏于齐齐哈尔)

    大约在两年前，我去北京看望家叔何叶尔·李力，家叔便与我商量关于编写《锡伯族轶事史话》的事，并说哈什胡里·启昆先生也鼎力支持。我知道两位老人都是锡伯族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在各自的工作中做出了很大成绩。因此，能有机会与二老合作写书，对于我来说，实在是难得的幸事。
    但当时我并没有立刻表态接受这项任务。因为，在此之前，我对锡伯族历史文化并没有做过系统的研究，所以，感到心中没有底数。以后家叔在几次与我通信中，又反复谈及此事，并强调说，他已年迈，知道许多鲜为人知的锡伯族传说、民俗和民间故事，以及他多年来对锡伯族历史文化的一些研究成果，如不在有生之年整理面世，实在是可惜和遗憾。老人这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感，深深地打动了我，这才使我感到问题的严重，同时，也唤起了我自身的责任感和民族感。
    诚然，我国是个文明悠久的古国，五千年的历史，记录着我们中华民族兴衰起落的风雨，镌刻着华夏儿女拼搏的足迹。但古老的历史，并没有全部记载在浩瀚的史书里，悠久的文化，也没有全部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共有五十六个民族，每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创造了自己的文化，整理和发掘每个民族的文化史，都是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保护好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中华民族的共同遗产，也是我们大家的共同责任。
    纵观历史，无论是鲜卑民族，还是做为鲜卑后裔的锡伯族，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为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壮大中华民族的过程中，都起到重要的历史作用，都是脱颖而出的民族。从跖跋二世统一中原，建立北魏王朝，到做为鲜卑后裔由东向西逐渐迁徙，由祖国的东陲到祖国的西陲，横跨整个中国，历经二千多年，不怕流血牺牲，不怕艰难困苦，历经磨难，勇往直前。不但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和保卫祖国领土的完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创造和保护了本民族的文化。至今，在清乾隆年间由盛京迁往新疆伊犁查布察尔锡伯自治县的锡伯族，仍保留和使用着锡伯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和自豪。
    今天，做为锡伯族后人，我感到对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了解得越多，越是倍加热爱我们的民族。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以及整个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仍有许多尘封在历史中的文化，等待人们去探寻，我愿望永远做为探导者之一，为我们民族的兴旺，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振兴，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到现在为止，我总算可以为完成了本书的编著任务而松口气了，因为，它确实是一副不轻的担子压了我两年多，尽管在这两年多时间里，我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业余时间去努力完成这项任务，但是，由于自身水平能力有限，特别是对于历史知识，往好了说，本人也只能算是一脚门外，一脚门里。虽然，本书只是本通俗读物，而不是学术著作，但也难免有疏漏和不尽人意之处，尤其是我本人对二老原意的理解也难免有不达意之处，恳请二老及同仁多多指教。
    最后，请允许我借屈原的话来结束本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